“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我国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财产的处理

传统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因权力的要素渗透其中而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新型黑社会性质组织。此类组织以“正当权力”为支持,“合法企业”为实体,非法运营为本质,使组织的“合法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带有直接违法性的“黑色经济”比重下降,组织行为暴力色彩淡化。但其本质未变,相反,当权力介入后,此类组织不但有能力在更大范围内扭曲市场、扰乱治安,而且还有能力持续侵蚀国家政权的健康肌体,从社会安全问题演变为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学界需要以“权力”和“财产”特征为主线,在犯罪学领域展开新的实证研究,在刑法领域展开新的规范性探索以积极应对。     

调整权力结构 制约行政权力——对行政权制约过程的博弈分析

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分布状况或排列组合方式。其主要类型有：“强弱弱”权力结构、“强强弱”权力结构和“强强强”权力结构。在“强弱弱”权力结构中,行政部门滥用行政权的现象会非常严重,在“强强弱”权力结构中该现象会有所减缓,只有在“强强强”权力结构中,这种现象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抑制。因此改变权力结构,特别是提升市民社会在权力结构中的权力比重,对于有效制约行政权至关重要。     

社会契约论新探

社会契约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的合法性：一切权力--最高权力并不例外--都具有合法性,因而必然都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所谓社会契约。从此出发,社会契约论发现建立最高权力或国家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人们一起订立所谓“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亦即就最高权力所关涉的权利与义务等利益之交换达成的“明示”或“默示”的普遍同意：最高权力或国家起源于“明示”或“默示”的社会契约。     

习俗成谣：“仙水神药”事件的建构研究

“仙水神药”是基于民间缺医少药和传统医学的一些糟粕而形成的习俗,然而在权力的干预下,“仙水神药”因被视为迷信和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事件而受到禁止。由于权力无法在禁止习俗的同时,提供取代它的医疗保障,也无法彻底消除产生“仙水神药”的基础,因此“仙水神药”就从一种民间习俗演化成为各种谣言事件。     

“主体位置”与身份/认同政治

“主体位置”是身份/认同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以“主体位置”取代“主体”,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的一项重要议题。福柯的主体位置理论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揭示建构主体位置的话语权力机制;二是确立反本质主义的身份政治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流派践行了这两条路线。其中,“去除认同”已经成为新的发展趋向。身份/认同政治应当注意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关注人们在话语系统、意义系统中的位置,也要关注其在经济系统、国家政治系统中的位置。     

“趣味”的角逐——论“十七年”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及危机

在“十七年”诗歌的成长过程中,诗人审美趣味的重塑不仅是知识分子实施自我革新和国家权力主体再造“新人”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进当代诗歌新的美学风格生成与建构的重要方略。当代诗坛的主持者们通过趣味的“区隔化”、阶级指认和合法趣味的再生产等方式,根治了知识分子（诗人）的“审美偏执”和“审美惯性”,促使当代诗人审美趣味“工农化”并最终走向权力化。由于这种不断“权力化”的审美趣味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和授予性,不但造成当代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异与失衡,而且随着语境的变迁“工农兵”趣味也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及互鉴

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差异和优劣势主要体现在管理的基本价值观、基本思维方式、管理主体和客体、主要目标、权力基础、基本管理方式以及管理创新特征等方面。双方相互借鉴的主要方向是：中国应借鉴西方保护个体利益并重视公平竞争和激励、追求标准化的科学管理、强调经济效益和效率、强调民主与“法治”、鼓励创新并保护创新成果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西方在领导理论和工商管理领域的有益成果;西方应借鉴中国的人本论、整体观、系统观和权变观、“中庸之道”、“修己安人”、“和为贵”、世界“大同”、民本论、“道治”、“德治”和“智治”等管理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及在伦理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等领域的有益成果。     

美国“再工业化”的国家安全含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再工业化”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经济重建的重要内容,是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经济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和重要转向的标志。长期“去工业化”导致美国经济上的过度虚拟化、社会上的贫富分化对立、政治上的两极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美国梦”危机,对美国国家实力造成了系统性的损害,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全局性、结构性的挑战,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制造业问题,这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次原因。“再工业化”远不止是一项经济战略,同时还是一项安全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具体体现,蕴含着对华战略冲突的性质和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意味。“再工业化”也不仅仅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是一次兼具长远意义的战略转折。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政府一定会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目标,是否去做与能否实现是两回事。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语义分析

“使”字句的事件结构由表致使关系的和表描述结果的两个原子事件组成。前一个事件中的谓词“使”不但决定了该事件的致使性质 ,而且使得“使”字句的整个句式表示的是致使性质的事件结构。“使”字在事件结构中可以有颗粒度或粗或细两种描写方式 ,前者强调对“使”字语义的概括性 ,后者突出“使”字的词汇特征。实际书面语语料中出现的“使”字句可归纳为两种基本句法格式 ,但是这两种格式可以在语义上一致性处理为表致使的事件结构。“使得”句可以看做是“使”字句的变体形式 ,因此 ,“使”字句事件结构的描写方式也适用于“使得”句的情况。运用新戴维森分析法来描写“使”字句的事件结构 ,不仅能够准确、规范地刻画出“使”字语义内容及整个“使”字句的句式语义 ,而且丰富了传统逻辑描写自然语言的手段。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一般性影响及应对措施

经济全球化问题是近年来全世界为之瞩目的热点问题 ,经济全球化势必对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怎样针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 ,制定怎样的对策 ,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心理上又该如何应对 ,无疑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从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一般性影响入手 ,着重分析对社会分层、政府职能等问题 ,从而阐述了积极顺应并科学应对全球化的观点     

传统哲学模式与我国公共财政的建立

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曾取得诸多成就,然而经济系统的改革去向或体制整体问题是无法通过这些相对简单的方法能够解决。传统哲学模式———《周易》的运用在过去是经常且成熟的,文章尝试通过传统的哲学模式(尤其《讼》)对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从而希望提供一种新的经济分析方法。      

“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社会学思考

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问题上,尽管国家和政府已相继颁布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文件,但对农民工的权利伤害还是禁而不止。十多年来,“农民工”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权益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是社会的极大不公平现象。现阶段农民工的生存状况、遭遇的不平等境遇及其原因是什么,建立和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应从哪些方面入手,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论乡镇改革与乡镇机构改革的性质差异

中国自周代确立“乡制”几千年来,先后经历了“乡官制”、“职役制”、“自治制”和“政党制”下的多种形式变革,期间或延续或中断,或重视或忽略,或继承或革新,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非固定性等特征。可以说,迄今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乡镇政权像中国这样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镇机构改革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政权与农民自治互相渗透,“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问题,总的改革目标是建立“高效、协调、规范”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和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提高乡村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论老子《道德经》中的为官之德及其当代价值

老子《道德经》中提出了“上善若水”、“少私寡欲”、“上德若谷”的为官之德。这为我们如何根据新情况、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化解新矛盾,解决好“当干部为什么”、“有权后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斯·韦伯与教育社会学研究

在韦伯的社会学中,各个分支社会学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关联,宗教、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混成一体,很难区分出中心和边缘。也正因如此,论述韦伯的教育社会学,就绝非是在描述韦伯社会学中一些处在边缘的非体系性的有关教育的散论,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它内含着丰富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在“韦伯的教育社会学”层面,我们可以讨论韦伯就教育究竟著述了些什么;在“韦伯式的教育社会学”层面,我们可以着重探讨后人在韦伯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下进行了怎样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在“韦伯的社会学与教育”层面,要讨论的是,从韦伯的社会学原著中,或者从有关韦伯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掘出什么样的具有深层次启发意义的教育研究命题。     

约束条件、产权结构与环境资源优化配置

不同的产权结构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产权结构的绩效是与现实约束条件密切相关的.因此,考察、研究、分析和找寻决定环境资源特定产权结构的那些极端重要的约束条件,并判断在这些约束条件下环境资源的最优产权结构及其变动趋势,是实现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决定产权结构的选择,不仅有成本约束,更重要的是有收益约束,即如果不明晰产权,将导致经济损失.由于产权的初始界定常常是不清晰、不完善的,从而导致了目前环境资源市场配置中的市场失灵.但产权交易是产权逐渐明晰、产权结构渐进优化的最好方式.因此,解决环境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办法,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使环境资源市场逐渐完善.     

论传媒道德的合理倾斜——以公众兴趣与个人隐私为例

传媒报道的客观性要求其不偏不倚,整体上做到平衡。但具体到不同的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又必然要以社会公德、公平与正义为基准来进行合理的偏向与适度倾斜。如果偏向与倾斜不当,就会造成"传媒失语"或"传媒媚俗"等一系列媒介道德问题,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本文以公众兴趣与个人隐私为例探讨了具体报道中传媒道德为何要倾斜,向谁倾斜以及如何倾斜,试图为传媒道德的合理性倾斜提供借鉴与指导意义。     

法治推进中的希望与隐忧——周梅森《国家公诉》简论

周梅森<国家公诉>触及了我国现实生活中权与法的斗争,表现我国法治进程中的艰难、希望与隐忧.揭示了在国家生活中,法律应处于唯一准绳的地位的主题,提出了法律与党的领导权和政府行政权是怎样一种关系和怎样处理这些关系等重大问题.     

论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兼论《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的完善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234条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具有落实“绿色原则”、扩大环境侵权的救济范围，以及与环境公益诉讼衔接等功能。实质上，该条款规定的生态环境代修复制度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这一公法制度引入私法之中，利用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私法公法化的倾向。然而，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代修复制度还存在公法权力与私法权利如何衔接、公法主体与公共主体的引入是否必要，以及如何避免“放弃权利”等问题。因此，其规定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制度，应保留该编救济私益的特征，限于对与私益损害共同存在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并从代修复主体扩张与代修复顺位设计两个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