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

公共危机由于其与生俱来的突发性、紧迫性、危害性、不确定性及对社会影响的扩散性等特性,使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模式无力应对其挑战,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政府要大力扶持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非营利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注重提高自身形象,树立社会公信力,通过实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良性互动共同治理公共危机。     

云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跨界合作治理--基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的视角

近年来,频发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超出了单个的行政区域,具有一定的“跨界”特性,某一行政区域政府的单独治理已经出现了明显弊端,因此,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成为世界各国危机治理研究的焦点。云时代各种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有效合作,为解决公共危机的跨界合作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社会地位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志愿服务意识薄弱,缺乏社会公信力;沟通协调机制的不完善和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合作的局限性。因此,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在治理中应进一步完善合作法规、改变政府职能、扩大合作领域、加强资源整合并加强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     

我国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及前景

我国佛教慈善事业应从弘法利生、组织制度两个方面去拓展。在弘法利生方面,要强化佛教慈善的理念,扩充佛教慈善的内容和采取"授人以渔"的方法;在组织制度方面,需探索"本土化"的慈善模式和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为创建新型的佛教慈善文化奠定扎实的基础。未来可从佛教慈善理念系统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佛教慈善事业的动员力以及佛教慈善实践对心理健康的作用等方面创建佛教慈善事业,以为进一步推进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重要的条件。     

社会转型期我国非营利组织声誉研究：危机溯源与重塑路径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非营利组织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趋严重的声誉危机。基于非营利组织声誉理论内涵的分析可知,社会转型期我国本土化非营利组织声誉的形成及水平受国家制度、社会氛围和组织管理三个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转型期我国非营利组织声誉危机源于声誉投资机制、信息传播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惩罚机制和监控机制这五大声誉机制的失灵或缺失。因此,可通过由个人治理和组织治理构成的主体性实施以及由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客体性实施两条路径来实现我国非营利组织声誉的重塑。     

资源依赖视角下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

随着非营利组织角色功能的不断加强,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的关注度也不断提升。除了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外部环境对非营利组织的嵌入式影响更是举足轻重,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是影响非营利组织外部环境的关键变量。资源依赖理论关注组织间资源占有及权力分配关系,对现代社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关系有重要启示作用。     

论以公信力为标准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税法体系

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值成长壮大时期,而相应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税法体系尚未建立。对域外慈善税收立法经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存在税收优惠政策不公平、免税资格和免税范围认定困难等问题,已经影响到慈善事业和民间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指出,应当摒弃我国目前以慈善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为税收优惠的标准,构建以公信力为标准的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税法体系,进一步区别非营利组织和公益组织,明确公益组织的免税资格和免税范围,以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资本视角下佛教与慈善事业的推进——兼论云南德宏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慈善事业

佛教在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本土化"后形成的教义理论;历史上佛教是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角色;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社会资本视角下,佛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发展慈善事业对社会治理及和谐建设方面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发展空间。     

非分配约束与非营利组织的治理:一个公共经济学视角下的观点

非营利组织治理研究大多从"非分配约束"出发,研究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的法律地位、权力结构安排以及激励兼容机制等。从公共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考虑非营利组织的公共部门特性以及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俱乐部产品特征,通过对"非分配约束"特性与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的重新考察,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理论的尝试性探讨——基于历史研究及逻辑推演的观点

对内部控制理论发展历史进行回顾、逻辑推演。内部控制的本质是一种组织价值的维护活动,其最高目标是实现组织的发展与可持续经营,这对非营利组织同样成立。并在最高目标的导向与约束之下,推演了非营利组织的价值构成,还引进了佛教禅宗“丛林制度”作为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的一个案例思考。     

商业化慈善与慈善商业化的法律规制

现代慈善是一种公益伦理,它往往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商业原理去配置慈善资源。营利组织可通过“非营利性”手段为履行社会责任,而非营利组织可通过营利性手段使组织永续发展。但是,“慈善”和“商业”行为还是存在本质区别,因而仍有必要加强化慈善商业化监管。建议出台相应法律,完善营利法人社会责任制度,加强非营利法人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慈善信义法律关系,将营利性法人的“非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法人的“营利性”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     

从观念到实践: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

佛教慈善向生态环保的拓展是生态环境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当前是与佛教慈善的现代化进程纠结在一起的。佛教慈善观念向生态环保的拓展具有不同于传统慈善的内涵和特征,它要求立足佛教慈善传统,吸收融合现代慈善理念,涵摄生态环保意识等。佛教慈善实践对生态环保的关注目前主要集中于生态环保意识和生态生活方式的宣传方面,其进一步的拓展应结合现实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开展生态环保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项目,它要求佛教慈善基金会、佛商、佛教志愿者的共同参与。     

论北朝的慈善事业

北朝的慈善事业比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官方、民间和佛寺慈善活动三方面均得到体现。该时期官方慈善事业呈现出在地域、时间上的不平衡性和总体上十分活跃的若干特征。佛寺慈善事业具有和官府关系密切、出现了佛寺慈善机构以及相对前代和南朝更为兴盛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时期慈善事业对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多视角比较

海峡两岸佛教慈善事业可从理念文化、政府政策、社会民众认同、佛教自身建设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理念文化方面,海峡两岸皆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核心理念。在其他三方面,台湾地区因为社会经济转型先于大陆大部分地区,因而在政府政策对佛教慈善事业的支持、佛教界在推动民众对佛教慈善的认同和参与、佛教自身的慈善管理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已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有效的运行模式,如慈济"会员→委员→会长"的劝募模式;善款善事公开、善款专项专用、产业与管理分离的慈善管理模式等,能够有效地调动民众的捐款热情,推动佛教慈善事业的拓展。大陆佛教慈善团体则存在专业化不够、对志愿者的培训和引导不足等局限。两岸佛教慈善事业的相互交流和学习,有利于促进民间慈善和整个社会福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非营利组织概念界定中的争议点研究

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并非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由此导致学者们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开展非营利组织的比较研究。就非营利组织概念界定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争议点进行研究和讨论,为界定非营利组织概念和从事国际比较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中国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在慈善事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扮演,是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有益补充,已成为政府管理职能的一部分。目前,政府部门通过把社会慈善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在社会领域对慈善组织实行＂万能＂的计划性行政管理模式,不符合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转型的要求,是导致目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政府必须改变与慈善组织的行政隶属关系,逐步退出慈善事业的具体事务,归还慈善组织自主权,逐步实现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治理能力。     

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后社会心理重建中的角色扮演

在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今天,公共危机不仅会给人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心理创伤。从研究危机后的社会心理角度出发,探讨了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后的社会心理重建方面的角色定位——即"助理"和"桥梁"的角色,并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对于重建危机后的社会心理的对策。     

清代江西民间慈善事业的成效——以金溪县善士活动为中心

清代江西省金溪县涌现了众多善士,他们多是儒士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在其家境富裕后便乐善好施,投身于本地的慈善事业,为族人谋福利。金溪善士行善内容丰富,善事繁多,尤以修路、教育、救灾等三类最多,而较少的是义田、慈善机构、义渡等三类。究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儒家的仁爱、大同思想与义利观;同时,他们在行善过程中也阐发了教养兼施、劝人为善的重要慈善理念,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农村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价值与前景分析

文章指出，传统农村社会中的非营利组织曾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新出现的非营利组织既是基于农民的维护个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现实需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护社会公平、培养新型农民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农村非营利组织还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规范化管理，建立起良好的组织间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