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宋辽夏金时期是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和升华的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密切相关.在少数民族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借鉴、汉族对少数民族政权的逐步认同以及"中国观"扩大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认同.     

西夏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西夏是我国北宋时期西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权建立后,治内民族众多,各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对外一方面与辽、宋争立正统,另一方面又有被辽、宋、吐蕃三方夹击的危险。从整体来看,西夏面临着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作为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党项李氏除了继承前代中原地区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之外,又结合自身的民族特性,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作了新的认识和总结,形成了西夏独特的民族关系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对蒙元统一全国有着借鉴意义,而且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论隋文帝"君臣一体"的民族关系思想

君臣关系本是同一政权内国君与臣民的隶属关系,一般遵循儒家所规范的行为准则。隋文帝在积极吸收传统的君臣关系思想成果的同时,又在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根据隋朝民族关系的实际,形成了新的“君臣一体”思想。这一思想的前提是“普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其基本内容则是为臣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向隋称藩,保持臣节,岁岁朝贡,永服威刑;其特征和目的是把传统的伦理思想中的父子关系和传统的政治思想中的君臣关系扩大化,将不同政权的君臣视同自己的臣民,以恩威并施手段,保证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处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以达到边境安宁、太平无事的目的。这一思想的实质仍是民族压迫与民族剥削,君是绝对意义上的君,对少数民族政权操有征伐、征调等大权,而臣是相对意义上的臣,有时与奴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论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

论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崔明德众所周知，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不断恶化，其症结究竟在哪里？但是，少数民族的侵扰最终没有动摇了唐王朝，其原因又是什么？学术界对此迄今没有作出正面回答。我们认为，这一时期民族关系不断恶化的症结，在于唐高宗和...     

郝经民族关系思想探析

在少数民族建立第一个大一统政权过程中,汉族思想家和政治家如何认识这一政权及其民族关系?郝经对此作了深入思考和有益探索,从而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家和政治家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样本。郝经民族关系思想主要包括从文化视角认识正统,以战争方式实现大一统,提出"三道并出"战争策略、坚持"纲纪礼义"积极"汉化"等理论观点;其形成既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又受元初士人与其师元好问的影响,还与其个人经历密切相关。郝经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对维护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调和上层思想矛盾、缓和民族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一是有助于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趋向,二是有助于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三是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政局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唐前期因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山现了史家盛称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安史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宰相、宦官、节度使等侵夺、削弱,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等危局。     

南陈大臣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南陈时期,一些大臣始终把"安抚笼络"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思路和主要手段,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一是少数民族为陈立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是陈朝巩固政权的中坚力量,必须对他们高看一眼;二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已达到新的高度,民族关系比较融洽,"安抚笼络"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三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政令助推大臣"安抚笼络"思想的形成.大臣对"北伐"的认识无论多么正确,只要与最高统治者不一致,都很难发挥作用.南陈大臣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二大特点:一是以"怀柔"为核心,二是实践成效显著.其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当时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二是加快了南北统一的进程,三是为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

对于清代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问题,在一些近代史著作和论文中,已有所评述。一度是“派系斗争”说较为流行,将这场争论视为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爱国与卖国之争”说盛行,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不是一般的策略分歧,而是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之争,“实质上是爱国与卖国之争”,也就是说,主张“塞防”者是爱国的,而强调“海防”的是卖国了。这些看法是否确切?是值得商榷的。     

浅析后赵石勒的民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是我国历史上最纷乱复杂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原,西域各民族政权交替执政,造成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各族统治者开始推行各自的民族政策,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亦通过制定一系列积极而有效的民族政策来达到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     

论式:修辞学、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关系纽结

古希腊的法律修辞学刺激了辩证法的诞生,辩证法的论证工具——辩证推理同时也是逻辑学的一类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于分析性推理之外创立了论式理论系统,这种理论继而成为改造旧修辞学的利器。西塞罗在法律语境中将论式理论和修辞学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高于古代法律修辞学的新形式。辩证法、修辞学和逻辑,通过论式学说纠结在一起。现代论式学说的复兴,以承认分析性推理和论式性推理或辩证推理的区别为出发点。法律论证三学科——法律修辞学、法律辩证法和法律逻辑的互动发展,表明一种全面的法律论证理论有必要反映这三个学科的不同视角和规范,并汲取它们的精华。     

HELP SAVE THE'WOW'

正These giants of the animal kingdom need help.Despite their strength and cunning they're no match for a poacher's rifle.For 50 years WWF has been securing protected areas worldwide,but these aren't enough to stop the killing.To disrupt the sophisticated criminal gangs supplying animal parts to lucrative illegal markets,we are working with governments to toughen law enforcement,We're also working with consumers to reduce the demand for unlawful wildlife products.Help us look after the world where you live at panda.org/50     

“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试析康德审美天才观

康德以前的天才观往往徘徊于神与人之间 ,逗留于说与不可说之界。该文试图通过对康德天才观的自然性与社会性 ,独创性与典范性 ,想象力与理解力关系的勾勒和阐发 ,探寻其天才思想的现实基础、多维特征以及深层本性 ,从而达到对天才之人性的界定与论证     

论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

元功能思想,也称纯理功能,在功能语言学理论中占有着重要地位。作者就韩礼德元功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功能研究存在不同之处、他为什么采取三分的方法以及他的元功能思想理论依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以下结论:元功能理论是对语言功能的抽象概括;它贯穿整个系统功能语法体系中,其功能分类构成系统功能语法的总体框架,成为功能语言学得以深入的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元功能理论三分方法不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是必须的。它反映了韩礼德的功能与结构的对应理论,充分体现了韩礼德的语言观、系统观、层次观以及语域和语境的思想,从而使整个系统功能语言理论成为一个完整、有机的体系。     

论涂尔干宗教社会学中的先验论倾向

涂尔干的社会学具有浓厚的康德先验哲学的背景 ,这在整个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涂尔干有意识地在其社会学研究中贯彻了先验论的立场 ,在他看来康德问题的实质可以化为这样一个社会学主题 ,即社会与个人之关系 :一方面 ,社会本身如何是独立于个人、并与个人相对立的普遍性的实在 ;另一方面 ,社会又如何成为个人价值的源泉 ,如何能提供一种个人必须受到约束的道德法则。本文力图分析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如何与对澳洲土著部落的宗教生活的实证考察结合起来。由此可见 ,涂尔干的先验论立场及其在这一立场引导下的思索与他对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关切是分不开的     

传播学视阈中的误读机制分析

当前学术界内外对布鲁姆的“阅读总是一种误读”的观点存在着赞成和反对两种尖锐对立的评价。其实运用S·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分析符号外延与内涵结构特点以及内涵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联系,从符号传播的动态角度把握误读产生的原理和机制,并根据霍尔关于符号的意义是编码者和译码者共同建构的这一主导思想,可以说明布鲁姆观点的可论证性。但要准确表述布鲁姆的观点,传统上针对文本而提出的误读、正读等术语的内容则需要作重大修改甚至彻底摒弃,因为所谓的文本意义没有客观性。     

论小说诸要素审美价值的嬗变

当后现代小说正致力于淡化情节,淡化人物,淡化主题,等等,并愈来愈呈现出诡异的面目时,传统小说的必备要素似乎已被弃置一旁.这里旧话新提,针对小说的情节、人物、主题、环境、基调和气氛等传统要素的审美价值,历时性地检视其嬗变过程,为身处后现代语境之中的读者更好地把握小说的阅读和鉴赏提供参考.     

心脑关系的文化理解

从文化的视角对人类心理与大脑的关系进行考察，提出人的心理过程虽以大脑生理过程为基础，但不是从生理过程中自然产生。人的心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人创造环境，环境又创造人的实践过程中生成的。心脑之间有生理和文化的双层功能-结构关系，二者并不一一对应。心-脑关系的建立及其本质，是在心理-脑-文化环境的大系统中实现的。     

是批评"非理性"还是提倡"非理性"--重新解读柏拉图的"迷狂说"

“迷狂说”并非柏拉图提出的诗学学说,而是他仅借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谴责某些“非理性”诗歌创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更不是柏拉图用来弘扬非理性精神的理论支柱。柏拉图的诗思与其哲学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理性生存论”为基础,提倡理性调配法规、神性教化人性,强调德性抑制情性、诗性造化德性。     

人类学的目的

人类学是以人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人类远古历史的研究,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发现人类文化的本质,消除人类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推动世界各民族的和睦共处与共同发展,并对现代文明作出反思,指导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