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晚年对俄国革命的设想——兼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学术界的热点.某些文章作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由于俄国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俄国社会农村在公社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的预言没有实现,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马克思的预言确是落空,但是,笔者认为不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跨越"卡夫丁峡谷"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几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跨越,本意中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对前者的跨越可以采用激进和突变的方式,对后者的跨越则只能循序渐进.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命题的回答真正指引了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正确道路.     

析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错误倾向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马恩"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倾向,主要表现为:片面夸大"跨越"思想的适用性;用社会主义实践注解"跨越"思想;认为马恩只有"不通过"卡夫丁峡谷思想,而没有"跨越"卡夫丁峡谷思想;否认"跨越"理论具有思想上的创新性和独立性等.这些错误倾向混乱和歪曲了人们对马恩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解,对之加以全面的剖析与纠正,有着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跨越"设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建设的重大课题。跨越"卡夫丁峡谷"既是制度的跨越,又是生产力的跨越,只有达到这两方面的跨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否则,就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这一理论。     

跨越卡夫丁峡谷与对外开放

马克思的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认为由于俄国广泛存在着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它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后来的俄国没有实现,因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农村公社瓦解了。但是,这一理论中包含的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的思想在后来的俄国、中国等国家确实实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特别是俄国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都没有充分发展,从这一意义讲,也可以说俄国和中国发生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事实。我国理论界近年来对此理论展开了讨论,但跨越卡夫丁峡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尚很少涉及。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论述和分析。本文所说跨越卡夫丁峡谷指的就是跨越人类社会历史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后面均如此,不再一一说明。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跨越“卡夫丁峡谷”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几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跨越,本意中也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对前者的跨越可以采用激进和突变的方式,对后者的跨越则只能循序渐进.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命题的回答真正指引了一条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正确道路.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几点思考

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落后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应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政治层面上跨越成功之后如何进行经济层面上的跨越是跨越理论的核心.苏东剧变表明,这些国家没能在经济层面上实现跨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却雄辩地证明"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能够在经济层面上跨越的.     

"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跨越链接

马克思从当时世界革命发展的趋势出发,提出了经济落后国家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列宁不但从政治革命的角度进行了论证,而且将理论转变为现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两次飞跃,重现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科学性.透视"卡夫丁峡谷"理论从提出到实现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经过了"起步"、"助跑"、"跳跃"、"着陆"四个阶段.     

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东方社会跨越发展观——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另一种解读

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设想被广泛解读为"跨越资本主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理论混乱。实际上,马克思这一设想的本义指的是制度内跳跃,即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跳跃,而不是人们广泛理解的制度间跨越——"跨越资本主义"。从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过去的解读所引发的思想混乱可被逐一澄清。对于东方社会的发展而言,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设想具有两个重要的理论价值,一是论述了社会跳跃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是在历史哲学层面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     

论马克思“跨越论”在中国的验证

马克思关于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跨越论"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新构想.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跨越论"的验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马克思"跨越论"的发展,中国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之后依然面临几个不能"跨越"的问题.     

论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三大理论支撑

对马、恩晚年提出的东方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时代发展变化的高度进行辩证的理解。在社会生产力未高度发展,从而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落后国家将始终处于跨越“峡谷”的过程之中。“跨越”是一个完整漫长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实现完整“跨越”的三个重要理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的高度,发展和完善了马、恩的“跨越”设想。     

辛格是怎样将“人”消解了的——兼论堕胎、安乐死中的伦理问题

对应用伦理学的一些典型论争所引发的有关核心概念进行分析研究 ,是当代伦理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人”就属于这样一种核心概念。医学伦理学中有关堕胎、安乐死问题的争论 ,都涉及“人”这个概念的定义。辛格在其名著《实践伦理学》中消解了“人”这一概念 ,挑战了传统观念中人类生命的神圣性 ,指出人的生命权利以及对这种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并不取决于宗教或直觉上的准则 ,而是取决于他所具有的客观存在的特征与需求。他的这一论断及其所引发的论争对生命伦理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

合法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把合法性概念引入文化理论话语及其论争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些话语及其论争复杂的文化意义。晚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汉语新诗的理论话语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说法,尤其是以下两种代表性的理论:中国现代当文论“失语症”说,汉语新诗“西化”说。这两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表露出一种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这种焦虑近代以来一再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文化认同问题。通过对“重新传统化”与“本体安全”关系的分析,可以展现回归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的复杂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认同观。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     

由《劳动合同法》看劳动立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争论,从《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领域的变革入手,分析其对企业和劳动者产生的影响,得出"这些影响是《劳动合同法》引起争议的原因"这一结论。并由此出发,探讨劳动领域立法应考虑的法理要素和现实要素,其中的现实要素包含了劳动立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这二者的和谐统一,是劳动领域立法走向完善的方向。     

回顾中国现代历史上“妇女回家”的四次争论

文章分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妇女回家”四次争论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导火线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着重指出 ,在民族危难之际 ,妇女解放首先要求得民族解放 ,才有自身的解放 ,“妇女回家”则剥夺了妇女爱国救国的权利与义务 ,没有妇女的参与 ,就没有革命的成功 ;改革开放后 ,社会上出现的劳动力过剩以及就业压力问题 ,不是妇女就业造成的 ,也决不是“妇女回家”能够解决的 ,必须依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国农产品遭遇绿色壁垒的制度分析

绿色壁垒正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障碍,通过制度创新冲破绿色壁垒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本文分析了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的制度性原因,提出了发展绿色农业、跨越绿色壁垒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建议。     

关于“循环型经济”与“节约型经济”的深层辨析

物理学是生态学的基础,两者的关系是:符合物理学规律的,不一定符合生态学规律;而违反物理学规律的,则一定违反生态学规律。由于“循环型经济”首先违反了物理学规律,因而无法谈及符合生态学规律。节约型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关系的辩证思考,主张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留下充分的余地。循环型生产在一定条件下是应当提倡的,但“循环型经济”却是一种误导。循环型生产只有在节约型经济的统驭下才能正确发挥作用,“循环型经济”作为一种错误理论不可能与节约型经济理论互补。     

文艺思潮中的"古今之争"谈片

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与今、继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明屠尔诺与钦提奥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中国明朝的前、后七子的古今之辨,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通过"返回现场",探讨中西方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今之争的真正原因,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与创新等同于错误与正确。不能用进步论的模式来否定传统,理性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积淀的"零点"开始。只有深受传统的濡养,又不乏创新的激情,创造力才有其茁壮的"根"。     

批判·反思·应用:“大分流”在中国学术界的发酵

彭慕兰《大分流》一书出版已近20年,该书提出的方法和观点一经问世便引发热议,至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前沿问题.作为"大分流"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中国自然成为讨论的核心,中国史学界亦不可避免地成为论战的主阵地.其中,"去中心化"的倾向、比较单位的选取,以及"大分流"的成因是争论的三大焦点,诸多学者发表过议论性文章.初期的争论多停留在批判、反思层面,后随着相关探讨向纵深推进,涌现出大量具体的研究性成果.从整体上看,"大分流"现象讨论在中国学术界持续发酵的过程呈现出由理论之争向实证应用过渡的趋势,是新理论、新方法与学术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亦是国内外学术对话不断深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