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员机制与“另类亲密”——对发展干预实践本土适应性的一项反思性研究

作为“新动员机制”的发展干预实践是一种“由外向内”引入的，全新的社会秩序建构机制。与“旧动员机制”相比，其具有个人主义、团体格局、契约性、公共性、对抗性、多向度等特征。“新动员机制”之所以在中国发生，既源于西方社会“由外向内”地推进，也源于国人基于自救而“自觉”地引进。然而，由于“新动员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以及技术与观念的冲突，而未能在中国社会创造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亲密”。研究表明：任何社会秩序建构方式的发生和运作，都应适应特定的时空环境和特定人群之情感，以及世界观。     

法律能否控制腐败 ———从“官场”与权力的日常运作出发

以<沧浪之水>为分析蓝本,认为"官场化"权力的日常运作酝酿了腐败.所谓"官场"乃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是以权力运作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关系丛"--结构,"官场"还建构着人们的生存态度,并且作为结构的"官场"与其建构的生存态度的互动使"官场"能够不断地实现再生产.腐败的可怕在于"官场化"的逻辑和生存态度向社会各领域的弥散,公权力系统中的腐败向私人领域侵入,导致的将是公权力系统和私人生活的双重腐败,腐败在一种日常生活式的场景中不断地被再生产和强化.私人生活与公权力领域的双向恶性互动、建构形成了腐败的动力学机制,并且导致了腐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去道德化了.法律如何建构公正的体制以及控制和对待权力的日常运作,将关系到反腐败的成败.     

《尚书》的政治哲学：德化论的发展

儒家的天人观,其第一阶段是《易》学宇宙论之认识,第二阶段则将宇宙论发展为天命论、上帝论以及人的德化论,而第三阶段是孔子以后的仁义论。《尚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化论,＂德化＂为政道的起点与理想,治道为达致政道理想与目的的方法与过程,治道过程中＂德、政、治、法＂是合一的。西方政治哲学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强调的是天人两分的二元论立场,其政治理论是＂契约论＂,与中国＂德化论＂并非同一起源,反映了＂内在超越＂思想与＂外在超越＂思想的差异。     

民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政治发展理论解读

利普塞特是20世纪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政治发展理论聚焦于民主的社会基础,认为稳定民主的社会生态建立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之上: 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价值、认同、合法性基础等社会心理因素,则构成了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政治文化基础.通过对民主社会的政治人场域的讨论,利普塞特进一步阐释并建构了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一体平衡的结构,揭示了政治发展和稳定民主机制有效运作的理想的社会结构基础.利普塞特有关稳定民主制的基础条件的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历史反思

自汉代以降,儒家“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逐渐演化成为以孝选官、以孝施法、以孝求忠、以孝训民等一系列制度化的行政措施或施政行为。纵观中国古代“孝治天下”的施政历史,不难发现,以“孝”施政在巩固封建皇权、维护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统治秩序的同时,也给封建社会带来了政治上或道德上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现象。这些涉及朝廷人事铨选、司法刑律、官德伦理以及孝教训民方面种种不良社会现象的产生,表明封建国家“孝治天下”施政原则有其严重的政治弊端与道德缺陷。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边缘话语的自我塑造 ——《伊芙琳那》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18世纪英国女作家范尼·伯尼在其作品《伊芙琳那》中关注女性作为男权文化中的“他者”的生存困境与悖论,以深刻的历史意识洞察了社会边缘群体历经的不平现实,用边缘的声音质疑了男权话语主宰的社会秩序及其蕴涵的意识形态.同时,以情感主义美德作为女性的文化武器,曲折表达了伯尼及其女主人公们建构女性主体地位,消解男性中心权威的政治意向.     

汉代社会孝行初探

汉代以孝治天下,把孝这一家庭伦理道德推广至社会各个层面。本文分别论述了汉代皇族、士大夫和平民阶层孝行的具体内容及其不同孝行准则,并分析了三个阶层孝行的特点及联系。     

汉代“以孝治天下”及其现代价值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在实践中，汉代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方面的社会政策，以“孝”作为官吏选拔的途径与评价标准之一；用社会政策和制度培育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以礼入法”，对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对孝的行为进行硬约束。汉代的措施给我们当今培养敬老爱老的风尚提供了有益借鉴。     

以自由为名的奴役－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性批判

卢梭通过美化自然来怀疑和反对理性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是为其社会契约论服务,自然是卢梭理想化的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秩序的外化.卢梭所反对的文明特指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卢梭认为这样的社会起源于富人通过欺骗穷人所签订的契约.然而卢梭所主张的通过创立真正的契约而建立的理想社会秩序并不能恢复和保障人们的自由与平等,因为社会契约赋予了公意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赋予了政治体支配它的成员的绝对权力.     

高校孝德教育途径探勘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孝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但是,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的增加,孝德这一传统美德却正在悄悄消逝。高等学校作为国家未来建设者的培养基地,要对这一现象加以重视,从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发挥第二课堂补充作用、占领网络孝德教育阵地等三方面寻找有效的教育途径,培养广大学生的孝思想,使传统孝德的精华得以继续弘扬。     

儒家孝道思想及其在民俗美术中的体现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文化影响深远,而其中孝道思想则是最深入人心的儒学思想之一,孝道以其深厚的伦理根基和强大的政治机制推行而广布天下。民俗美术中大量艺术形式对儒家孝道思想的表现,则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一思想。儒学孝道思想的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便体现在民俗美术所表现出的生命力上;民俗美术所具有的生命力,实质上亦即儒学思想仍具有的生命力的表现。     

孝的三层次与《孝经》的解读

孝字从教、从学。孝的涵义有三个层次：养、敬、顺。孝敬父母最基本的要做到奉养,核心的内容是敬,高层次、高境界是顺。《孝经》认为,孝对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地位高、权势大的人,其孝的外延更大一些,对社会所负的责任更重一些,“孝子不匮,永锡尔类。”     

孝道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坚持科学发展观、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尤其是在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形势下,继承和弘扬孝亲的传统美德,赋予孝道文化以时代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论语》和《孝经》看孔子“孝”思想的可能意蕴

从中国“孝”文化传统的主流来看,父权主义的主体原则、强势原则、血缘亲情的核心性原则、道德行动选择原则化的解释路向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从解释学的视野看,“孝”还可以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其伦理内容要靠其他道德范畴来补充说明;“孝”范畴主要功能在于构建社会纵向关系和天人关系的意义内涵,孔子对“孝”的行动指令的说明是服务于这一意义内涵的。     

孝道与唐代官吏

唐代通过科举制度,强化了孝道作为官吏选拔任用的标准,并通过政策法规等措施激励官吏做孝道表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唐代官吏的道德素养。唐代官吏大多数不仅躬行孝道,而且积极劝导百姓行孝,使得“以孝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得以更好地贯彻,强化了整个社会的行孝之风,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社区之神与孝道实践——以一个乡村社区的调查为例

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离不开传统孝道的发扬光大,而现有关于孝道的研究多侧重文本分析,停留在理想化与抽象化的层次,缺乏与日常生活实践的沟通和连接。有鉴于此,以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法来调查分析一个具体乡村社区的孝道实践有助于突破文本分析的局限,将抽象的孝道回归至惧体的社会文化场景中来理解其含义,并探讨社区中以做人的逻辑为基础形成的意义体系即社区之神是如何维持孝道实践的,从而为有效地在全社会弘扬孝道奠定基础,使孝道重建不至于流为空洞的口号。     

“孝治”伦理的传承与开新——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的分析

"孝治"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它是"家天下"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与模式。在文化国情下,"孝治"伦理对于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性价值。然而,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孝治天下"的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必然要面临自我扬弃与革故鼎新的使命。实现"孝治"伦理的转型,祛除"家天下"的私德性,赋予其公共伦理的价值指向,是"孝治"伦理成为当代公共治理中的"德治"形式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