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文笔”说研究述评

“文笔”说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如何就“文笔”说研究,阐发出六朝文学的嬗变大势及其所以如此之故,乃学者们研究的初衷所在。20世纪“文笔”说的研究主要是从“文笔”的义界,“文”、“笔”分目的历史、缘由,“文笔”说的理论意义与美学价值等方面展开的。学界对六朝“文笔”说的认识已渐趋全面。     

民国之际“文笔之辨”及其文学史意义

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既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亦与骈文和散文之争的文学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一批学者以北京大学为阵地，对“文”与“笔”范围和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六朝文论的复归。从文学史上看，民国之际的“文笔之辨”在为骈体文寻求正统地位的同时，客观上也张扬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总之，民国之际学者们有关“文笔之辨”的理论总结和创作性的阐释，使得清末民初成为了“文笔之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朝文笔之辨

笔从言分化出来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尽管受到传统势力的长期排斥,终就成为寒门士子的仕进之梯。到南朝,文风愈盛,文士集团崛起,文笔受到普遍重视,别集、总集大量产生,文笔之辨成为文章学的重要内容。南朝学者试图从目录、音韵、情感三方面对文笔进行区分,虽有许多不周全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文学的盛况。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具体一点说,先秦时代的“文”、“文章”概念非常广泛。《论语》里,它们和“文学”     

刘勰对“文笔之辨”的卓越贡献

“文笔之辨”是特定时期的历史产物,它反映了当时从“文章”演变为“文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纯文学”和“杂文学”本质区别的探索过程。其中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先把“学术”与“文章”区别开来,如《汉书》仅有《儒林传》,到《后汉书》除仍有《儒林传》外,又增加了《文苑传》。这就是“古之学者有二”。然后,再从“文章”中区分为“文”与“笔”(“纯文学”与“杂文学”)。这就是“今之学者有四。”     

六朝目录学新变对文体辨析的消极影响——以"文笔说"为例

六朝时期四部分类法的逐步确立,对于文学发展而言其影响并非全然是积极的,将文体辨析限制在集部内部进行,反不能产生较为纯粹的文学观念。以当时最能体现文学独立意向的文笔说为例,文笔之分自始即在四部分类的前提下进行,但到了南朝时期,随着文学批评的不断深入,文笔论者开始本于自己的文学观念而此一前提有所突破,但终未能完全舍弃。二者间的矛盾,使得各家的文笔理论均不能贯彻到底,从而无法产生更为纯粹的文学观念。四部分类对文笔说存在此种影响的原因,是两汉以降文集创作的繁盛所导致的四部分类取代《七略》分类这一过程与文体辨析发展之间的同步性,而此种影响何以是消极的,则在于早期四部分类法实用色彩之浓重。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

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应以欧美文学概念的变迁为参照。在研究方法上,不宜将概念的演变简化为名词的演变,用文献的胪列取代意义的剖析,而应当着重考察中国文学概念变迁中的衔接点（往往也意味着转折点）,并注意其在语境中的涵义。从魏晋到中唐,文学概念中的核心问题是区分“文”与“非文”,判断标准落实在“为文法式”,集中在“声”与“形”,即声律和对偶。自中唐到南宋,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区分伟大的文学和一般的文学,也就是从“文学是什么”转移到“文学应是什么”,具体落实在“文道合一”,此关乎文学的崇高。元代以下,又析出“诗”与“文”的区别,形成中国的“纯文学”概念。17世纪欧洲传教士首先将“文学”对译“literature”,影响到日本以“文学”对译19世纪中叶以下的“literature”概念,反过来又在中国广泛传播。值得重视的是,章太炎对文学的定义,具有两大“异彩”。通过对旧有理论命题的“激活”,进一步重新思考应当“如何研究文学”,是更为重要和现实的问题。     

论文笔之分

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写道: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在那时,由于文笔之分,诚如刘勰所说的是属于“常言”的范畴,即是文学界的普通常识,所以用不着视缕,只称引这两种文体之分的结论——“有韵谓之文,无韵谓之笔”,读者就知道这结论的前提是什么了。由于刘勰没有进一步把那些文体是文,那些文体是笔,一一详     

清末民初中西文学观念的接轨

英语词literature原有学问、著述的意思,19世纪后期特指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审美性著述,形成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秉承“诗艺”传统,彰显科学与艺术、功利与审美的区分。古汉语中的“文学”意为“文章博学”,强调文章的学术内涵和经世作用。日本学者用“文学”对译literature,通过笸川种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中译本传入中国。中国学者接受了新的文学概念,观念上则形成两种主要倾向：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派注重文学的明道经世功能,将审美当作是特殊有效的手段;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强调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审美特性和审美价值。     

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之一

文学是艺术的基本样式之一。它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的方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因此,通常人们称文学为语言艺术。“文学”一词在我国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义与现代美学中专指语言艺术的概念并不相同。在先秦对代,“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两重意义,即将现代所说的文学,哲学、历史等等都囊括在“文学”之中。至两汉,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有文采的、富于艺术性的作品为“文”或“文章”,而把学术著作叫做“学”或“文学”——这     

论魏晋南北朝的同题共作赋

同题共作属于集体性的创作活动,赋的同题共作以魏晋南北朝为盛,这与当时文学集团的兴盛有直接关系。同一命题、相同环境下的创作,及其所固有的切磋品评的创作目的,使同题共作赋呈现出相反相成的两种倾向:一是题材范围和艺术风格上的趋同,二是同中求异的竞胜争高。这种方式的创作对于赋体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和艺术技巧的提高都产生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同题共作赋的文学史意义,则主要表现在促进了短赋的发展,并加快了多诗少赋的文学进程。     

清代“诗文相通”说

在诗文关系的认识上,清人多主诗文一理、诗文相通,与明人严守诗文疆界,反对破体为文形成鲜明对比。其根本原因在于宗宋思潮的兴起,而理论基础则是“诗文相通”说。清人通过阐发诗文体性、功用、艺术手法、审美旨趣等方面的相通相近,确立“以文为诗”的正当性及宋诗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促成了清诗发展由唐入宋的转型。“诗文相通”说也随之成为清代诗学的主流观念。此外,清代的弘通学风也推动了这一主流观念的形成。     

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

一、唐宋古文运动是复古而不是革新。其领袖不仅大张复古的旗帜 ,而且十分忌讳“新变” ,不可能为革新。唐宋古文运动伴随当时复兴儒学的思想运动 ,摧毁了魏晋以后新生的尊重人的个性的玄学 ,独尊了复古的儒学 ,不能为革新。古文对骈文的胜利乃文言战胜口语 ,古代句法、词汇战胜时下流行的语汇 ,只能为复古。二、唐宋古文运动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反动和倒退。 1 终止了魏晋以来未能完成的“文笔之辨” ,使文学观念趋向模糊 ;2 贬低文学 ,使魏晋时几乎独立的文学 ,又成儒道的附庸和工具 ;3 从“化成天下”角度论文 ,有意模糊文学观念     

“桃符”是对联的“渊源”吗——对联语言及格律研究之一

"桃符"是对联的"渊源",似乎已成为联苑行家的共识。本文则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文章指出:先秦文献中的对偶句式,是对联的原始形态;使对联的原始形态最终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的,先后是六朝的骈文、唐代的律诗、宋代的词和元代的曲。若论渊源关系,只有它们才称得上是对联的"渊源"。"桃符"不过是使对联"推而用之楹柱"从而获得"楹联"之称的媒介而已。     

新散文的兴起——唐代古文

唐承六朝之后,公私文翰,并用骈俪,而末流弊滋,浮滥冗缓,叙事论理,不能真切,于是韩愈倡为散行之文,远师先秦西汉,以朴质条鬯之体矫正魏晋以来排偶藻饰之风,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古文之体遂立。名为“古文”,实乃创新,虽取法先秦西汉,而能自具唐代新散文之风格,并非奴隶式之摹古也。     

南朝帝王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

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南朝帝王以文坛领袖的身份 ,与新崛起的寒门文人结成一个个文学集团 ,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小说、骈文 ,同时在文学理论领域进行了许多可贵的探索 ,推动了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 ,在文学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列子》与六朝文士的演生

《列子》是东晋人假托的一部极具表演特色的书籍,典型地展现了六朝文士的演生心态。书中意欲消泯魏晋以来的有无之辨,将人生视为生死等量齐观的过程。这与六朝文士对于生死大化的挽歌情结十分相似。《列子》作者进一步对命运进行重新解释,用人力与命运交争的主题来反映当时人的命运观。这些与六朝文士咏叹命运的文学主题十分切近。《列子》一书反映了作者与注解者在生死无法预料的情形下,从狂欢走向悲歌的必然历程,从而展现了六朝文士独特的演生历程。     

金代文学与女真族文学历史发展新探

金代文学反映了一个复合型文明体系，作为精英文化的汉语书面文学和作为民间文化的女真语口承文学分流并进，构成金代文学无比丰富的多样性形态，诗、词、文都对北宋有所继承和发展。院本杂剧、诸宫调和俗谣俚曲尤以崭新面貌和杰出成就出现在文学史上，对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产生了影响。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女真族无比生动的口头文学以真率自然的话语方式在金代文坛上盛极一时。特别是女真族口承史诗性长篇叙事文学——传统说部的崛起，给金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因子和新的元素，极大地发展和提升了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架构由内涵单一的传统格局向多维多元的完备体系转型与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