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叙事中的家庭创伤记忆书写与情感认同——以“80后”女作家的小说为例

家庭创伤记忆是青年成长叙事中阻滞人格主体建构的障碍与生成畸形情感伦理的动因。纾解精神创伤、呼唤亲情关怀、直面家族史等是以张悦然、张怡微、笛安为代表的部分“80后”女作家群体亟需处理的问题。在回溯创伤记忆时，《茧》《细民盛宴》《西决》《东霓》等相关文本的叙事人贴近隐含作者的距离，将历史原罪、情感经济、家族隐秘指认为精神创伤成因，以对生父母、继父母和代父母的态度渐变完成情感认同，并借自白语调与叙事节奏使创伤书写或内蕴审慎节制、以柔克刚之美，或呈露出主体情绪恣肆宣泄的快意夸饰之美。但青年作家生活经验与历史反思力有限，自怜情结与性别身份的困囿使相关文本暴露了精神分析写作或情感夸张式宣泄的局限。     

殷海光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自称“五四之子”和“五四后期人物”。在台湾的20多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都是跟着殷海光走的，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而且殷海光的学生也多，都非常崇拜他”（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     

赵树理的写作秘诀

解放初期，著名作家赵树理住在一个农民家里。这户人家有个小青年，他小学毕业后就在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一天，赵树理发现了一件好人好事，就对这个青年说：“小李，你把这件事写个稿子，好不好？”     

记人叙事散文写作“四步训练法”

记人叙事散文是以记叙人物或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体式.它要“抒情”、“论理”,更要“绘形”(描绘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绘形”是基础,“抒情”、“论理”是目的;“形”要显露,“情”、“理”要渗透其中.“形”、“情”、“理”构成了记人叙事散文的三个基本要素.抓住了这些要素,也就抓住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训练的关键.对这些基本要素的捕捉、发掘、拓展和表达,便基本上体现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主要过程,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四步训练法”.捕捉 主要指对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的捕捉.下笔之前,对形象的捕捉比较复杂,有时是     

“罗彩霞事件”的法治困境及其摆脱

2009年5月5日，《中国青年报》一篇《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的报道牵动了公众的敏感神经。罗彩霞姓名被盗用的新闻（以下统称“罗彩霞事件”）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事件真相的揭晓，从初步处理结果的面世来看，“罗彩霞事件”似乎得到了妥善、有效的解决。然而，“罗彩霞事件”折射出我国深层次的法治建设问题。在此，通过对“罗彩霞事件”的探讨，探究我国法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以“民族形式”写作“人民文学”的先河——论《小二黑结婚》的母题学价值与叙事学意义

母题学和叙事学带来的穿越思维有助于破除赵树理作品的“两极阅读现象”,有助于确立赵树理小说经典在中国现代叙事学建构过程中的地位与意义：《小二黑结婚》不仅隐含着赵树理对乡土中国的寓言省思，也为“人民文学”提供了新农民、新农村、新社会的想象母题；它不仅是赵树理“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创作实践，而且以“新评书体小说”的文体试验、“文腔革命”的语体创新、“细节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等为中国现代叙事学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非虚构写作中的“理真”

在践行“求真行动”的过程中，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一直追求“事真”、“情真”和“理真”的有机统一，尤其是在传达“理真”的叙事策略上，表现得尤为灵活和复杂。它常常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由作者充当叙事的组织者、调控者和事件的“见证人”，并始终置身于叙事现场，灵活表达创作主体的内心之思。同时，它还充分调动当事人的言说功能，集纳不同当事人的内心看法和认知，在多维度的聚焦中不断激活读者内心的认同感。为了进一步强化“理真”的叙事效果，非虚构作者还广泛征引有关文献资料，在准专业化的分析中充实并印证自己的观念。非虚构写作的这种叙事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中国文学的“载道”传统，并回应了人们对于历史现实的重要关切。     

《红楼梦》中的“便”和“就”

本文运用统计方法,对《红楼梦》前80回中“便”和“就”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统计,主要从三个方面——按人物、回次以及叙事——对话体进行考察,以期探明在《红楼梦》的写作时期,“便”和“就”在分布以及句法功能和语义诸方面的特点。     

“浪漫传奇”的继承和发展——《小世界》叙事结构探析

戴维·洛奇的《小世界》虽仍然保有弗莱所分析的“浪漫传奇”的基本结构：“历险探求（追寻）-冲突-失败或成功”的循环往复，却颠覆了传统小说叙事的等级次第，以平等、纵向、垂直的关系展开人物和事件，从而成功实现了平等叙事结构对等级叙事结构的替代。此外，《小世界》成功采用了表层“巧合”、深层“冲突”的“巧合”“冲突”共存原型主题，达到了继承并发展传统“浪漫传奇”单一“冲突”原型主题的叙事效果。     

《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

本文从革命文学的叙事方式的重构、《青春之歌》主题的冲突性、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变等方面,细致地分析了《青春之歌》文本的复杂性,认为其历经了口头流传、语言书写和摄影剪辑等三个不同阶段,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由“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基本趋势,表现出几种不同的叙事模式的纠缠和交叠。     

“文”“史”断裂的起点——论《小二黑结婚》的叙事策略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叙事模式,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叙事模式的一次大转变,并且开启了所谓"赵树理方向"。考察这篇小说的叙事策略,却不难发现它的奥秘:在创作中以政策史实取代生活史实,化悲剧为喜剧,以致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就很难发现那些进入作家视野的历史事实与文学重述的关联。"文史互证"曾是文、史领域的重要方法,《小二黑结婚》却开启了一个"文""史"断裂的文学时代。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从鲁迅译《一个青年的梦》看《呐喊·自序》

在《呐喊·自序》的写作过程中,鲁迅对钱玄同来S会馆约稿这一细节的戏剧化描写在叙事策略上对武者小路实笃的剧作《一个青年的梦》中的相关情节有所借鉴。鲁迅读《一个青年的梦》的“感动”是解读“《呐喊》的来由”的一个重要参照。     

青年“反劳动”现象的“困”与“解”

近年来“内卷”“躺平”“摆烂”等网络流行语的出现,表征了青年群体以厌倦劳动为状态的集体焦虑、以逃避劳动为表现的软性抵抗和以拒绝劳动为选择的消极对抗等“反劳动”现象。形成“反劳动”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消费主义消解青年劳动价值认同,社会转型过程复杂加剧青年劳动困境,家庭劳动教育不力引发青年劳动误区,自我认知偏差弱化青年自我劳动认同等。破解青年“反劳动”问题,必须直面青年一代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筑牢青年劳动价值认同,以健康和谐的劳动环境保障青年劳动发展权益,以崇尚劳动的家庭教育凝聚青年劳动教育合力,以知行合一的自我教育强化青年劳动主体认同,进而实现青年劳动观念的重塑。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的叙事个性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三里湾》（以下简称“湾”，赵树理）、《创业史》（以下简称‘吱”，柳青）、《山乡巨变》（以下简称“变”，周立波）是“文革”前十七年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三部作品叙述的都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在三位作家笔下，同一类题材的故事却是三种不同的讲法，各自的叙述，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个性倾向，既决定了各自作品的叙事形态，体现出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足以代表中国当代作家基本的叙事策略与叙事追求，从中我们可以把握住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叙事范式。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不妨简单明确一下“湾”、…     

“迟到”的阎连科

相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阎连科的写作可谓是一种“迟到的写作”。无论从写作内容或写作主题、题材领域，还是表现手法和艺术观念等方面，阎连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都迟到了。在这种迟到的写作心理支配下，阎连科后来者居上，出奇制胜，以“极致化”叙事方式，表现出某种迎合西方的“他者化”汉学写作心理，使其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又走上了片面化和极端化。     

现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谈“山药旦派”

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长期生活在山西并以山四农村为创作题材的一些作家们,由于创作风格的接近,被文艺界看作一个流派,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或称“山西派”,或称“火花派”(因《火花》刊物而得名)。郑重提法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文学流派”。谐谑说法则为“山药旦派”。追根溯源,这个流派滥觞     

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及其当代意义

法律叙事的文学化广泛存在于本土法律话语体系之中，从诗性叙事到故事叙事，文学叙事方式与德治教化思想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的重要话语特色。从源头而言，《诗经》的结集本身就具备法则性的功能指向，汉代“以《诗》为法”确定了《诗经》的法源地位。“哀矜”与“仁”“恕”的结合，完成了“诗性叙事”情感因素的伦理化转换，情感与修辞成为法律教化功能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叙事文学的不断发展，案例和判词中的“故事叙事”取代“诗性叙事”成为更显著的叙事方式，甚至成为传统社会民众接受法律的重要途径。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叙事的本土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新的启示。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