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诚体”思想研究

周敦颐继承《周易》的宇宙创生论和《中庸》的“诚”范畴,并融合佛、道思想,构建了一个以“诚”为本体的思想体系.其中,“诚”是一个核心范畴,起着贯通宇宙和人生的作用,它使天道伦理化和伦理天道化得以可能,从而在人伦次序方面达到形上本体和形下践履的统一.这一理论成就不仅使先秦儒学体系化,而且为宋明新儒学的理论建构开创了思维路径.但是,作为宋明儒学第一个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诚体”思想内含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从而使其缺乏逻辑严密性和说服力.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当代重建的启示——关于“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的思考

《周易》对于儒家哲学建构的意义，可称之为“两度映射”：一是《周易》文本的形成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先秦）即轴心时期的原初建构之间，具有历史的同步性和逻辑的同构性。为此，须“重写儒学史”——重写先秦时期的易学史、儒家哲学史。二是上述建构过程与儒家哲学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当代）即所谓“新轴心期”的重建之间，也存在着逻辑的同构关系与历史的再现关系。具体来说，《周易》文本的形成过程乃是观念形态的这样一个转进跃迁的过程：《易经》古歌的本真生活情感；《易经》占辞的神性形上学、《易传》的理性形上学；《易传》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哲学）。这一过程开显了儒家哲学的当代重建的典范进路：由当下生活情境及其仁爱情感显现的大本大源出发，去重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形下学。这才是典范的“儒学现代化版本”。     

言意之辨的方法论意义与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

宋明理学“摆脱汉唐,独言义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的“新”既体现在“理本论”的哲学形态上,又体现在思维方法上。而之所以能够从“本然之全体”上实现为“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哲学范式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综合运用上。在“体用一源”、“理一分殊”和“存天理”的原则下,以“言意之辨”所蕴涵的“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和“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以及“辨名析理”的逻辑方法,解读儒家经典,重构儒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则是理学家之所以能够超越汉唐而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     

实践哲学的若干进路及其问题

实践问题是一个问题丛集。针对其中不同的问题 ,实践哲学形成了许多异质性的理论进路。本文系统清理了先前实践哲学的几条主要进路 ,即观念论进路、伦理学进路、本体化进路、生存论进路、后现代进路。这些进路各有所长 ,但也有共同的缺陷 :忽视了实践的根本特性———“做” ,遗漏了实践的最本己问题———“怎么”。在此意义上 ,它们均是“解释世界”的哲学 ,而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本文进而提出 ,把“做”的问题、“怎么”的问题或“改变世界”的问题提升到形上层面加以研究 ,应是实践哲学的一条新进路。     

社会建构主义与网络社会的人学——兼论马克思本体论的社会建构性

社会建构主义从社会建构性的角度思考人的问题 ,把人的问题区分为个体系统与社会系统 ,凸现了建构者与建构物之间的辩证法。社会建构主义对建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具有重大启示 :技术以及生产范畴并不具有终极意义 ,因而不可能是社会本体 ,技术或生产的社会本体是人及其社会建构 ,追求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现实的人”才是技术和生产活动的社会本体。马克思哲学的本体不是社会存在 (因为社会存在是人的社会建构 ) ,而是追求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的“现实的人”,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在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体的人—社会的互动模式 ,它兼容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为了追求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 ,人不断地建构、超越并重建社会存在—社会意识     

先秦儒学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圣人权威

先秦儒学圣人是道德权威、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多个维度的统一,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类似韦伯所说的"感召力权威"的作用。圣人作为政治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应然主体,体现了圣人和民众之间的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圣人作为道德权威是社会秩序建构核心价值的人格载体,能够通过其人格影响力把儒学所倡导的"仁"推广到家、国、天下等人类共同体中去。圣人作为思想权威是人类历史进程基本原理的领悟者,具有最高智慧,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发挥着百世之师的作用。先秦儒学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突显圣人权威旨在把制度权威和体现这种制度价值的人格权威结合起来,以追求长治久安,这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乌托邦的建构与个体存在的迷失——李泽厚《第四提纲》质疑

李泽厚先生的《第四提纲》简要而系统地勾勒出他的“人类学本体论”(或称“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基本框架,提出了建构“心理本体”作为“内的乌托邦”的设想。这个体系糅合了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儒家哲学,体大思精,感佩之余,又有许多疑惑,尤其是他的新儒学倾向令笔者不敢苟同。特申管见,以求教于李先生。 李先生对他的体系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和推导,其思路可概括如下:“人活着”是第一个事     

反语言学,还是超语言学?——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刊登了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先生的文章:《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以下简称“邓文”)。邓文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一开始就采取了蔑视和放弃语言本身的态度,从未把语言当作人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必经中介,更不是将语言本身及其逻辑当作本体和客观规律。”(本文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引自邓文)因此中国哲学具有反语言学的倾向,这种倾向使得中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因素始终“停留在原始朴素的水平,无法上升到辩证逻辑的高度。”对此结论,本文作者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所谓中国古代哲学对语言本身“蔑视和放弃”的态度只是表面现象,对于语言的中介作用也必须     

“天人合一”新考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和人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人们常常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用语来概括和表述对天与人关系的不同看法。“天人合一”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但作为一个哲学用语或命题则最早见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事各顺改名，名各顺放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道德。”“天人感应”一词也来源于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按：指汉武帝）垂问乎天人之应。”至于“天人相…     

玄德与圣人体道——论《老子》圣人观的哲学意蕴

圣人是《老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具有与道为一的玄德。《老子》经过对当时无道君主的批判和考察、分析“古之善为道者”的基本特征,提出玄德的内在规定性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圣人之所以能与道为一(其标志是拥有玄德)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圣人可以自觉地认同道所显现的境界;其次,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工夫,他能洞察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此外,圣人遵循自然无为原则来教化百姓,使其得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存。正因为圣人既可以通过“为道日损”的方式体认人与天地万物为一的最高境界,也能用自己的“德”来范导众人最终达到自然无为的理想生存状态,所以他才会具有玄德。今天,我们通过从哲学的层面来解读《老子》圣人观,最终会发现它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指归,并凭借绝圣弃智的方式来实现人之本真存在的前形而上学哲学形态。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