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看《道德经》的英译

《道德经》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经典之作,语言凝练简洁,意义丰富,哲理深厚。勒菲弗尔指出翻译是处于意识形态和诗学控制之下对源文的改写。赞助人影响意识形态,而专业人士更加关注诗学。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角度解读《道德经》的英译,分析意识形态和诗学对《道德经》翻译的影响。     

川东北地区须家河组二段储层差异性分析

随着勘探程度的深入，为了扩大四川盆地天然气勘探领域、寻找新的勘探接替区，四川盆地的勘探区域由盆内逐渐向盆缘延伸。在这种背景下，川东北地区须家河组二段相继取得新的勘探成果，但在勘探开发过程中逐渐暴露了诸如区块之间气井产能差异大，储层的碎屑组分、结构及厚度、物性、孔隙结构差异明显等问题，制约了勘探开发的步伐。针对上述问题，根据岩芯观察描述、分析化验资料及测井解释成果，从沉积、成岩方面入手，对比剖析了川东北龙岗和营山地区须二段储层特征的差异性及其成因，认为远离物源区和高能水体的反复淘洗是造成储层差异性的首要因素，强烈的压实作用和多期石英加大对储层差异性起关键作用，自生绿泥石衬边胶结和长石选择性溶蚀最终决定了储层差异性。从而解释了气藏勘探开发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对有效指导该区的下一步勘探开发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CIO自身技能、需求方领导力与数字化创新

现有研究强调数字化创新对企业的战略价值,但学术界对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创新的认识却较为有限.借鉴变革型领导理论,本文提出CIO需求方领导力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同时,CIO结构权力可以增强CIO需求方领导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水平的正向关系.此外,从CIO自身技能方面识别出CIO需求方领导力的三个重要前因:战略IT知识、政治悟性以及网络能力.通过采集179份CIO-TMT的企业配对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较好地支持了研究假设.本文提出的假设模型为企业发挥CIO在推进数字化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知识分布、衰减程度与产业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机制研究

以知识流动为研究视角，将集群创新过程中的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内生化，构建包含三种创新模式下的产业集群演化模型，重点分析集群知识分布和知识衰减程度与集群创新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并进行仿真实验。研究表明：不同知识分布下，混合创新模式的创新产出表现最好，外部吸收创新模式与内部自主创新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创新产出演化路径；在外部吸收创新和混合创新模式下，均匀分布型产业集群的创新产出表现最好，集中分布型表现次之，异质分布型表现最差，而在内部自主创新模式下，集中分布型则表现最好；不同创新模式对知识衰减的敏感程度呈现阶段性差异特征。这些结论对产业集群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印度GDP核算概况

本文以印度《国民账户体系:来源与方法(2012)》为基础,通过搜集、汇总大量有关资料,着重研究印度GDP核算工作,系统阐述了印度GDP核算方法、资料来源、数据发布与修订等内容,为中国GDP核算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湖州海岛教案的历史还原与重新评价

浙江湖州教案(1902-1908)是晚清少有的通过法律途径成功解决的教案之一。在此过程中,一批有留洋经历和熟悉洋务的新派士绅起了主要作用。他们通过与教会谈判、请求美国领事和公使仲裁等方式解决纠纷,并两次将南监理会和传教士告上法庭,最终通过庭内和解的方式与教会达成协议。士绅们力主"文明抵制",约束民众,使得湖州教案的性质始终限定在租房买地领域,而未演变成杀教士、毁教堂的恶性外交事件。湖绅在本案中的作用,也凸显了晚清民教和解的"去官府化"特征。湖案两次详细的庭审过程,是晚清民教地产争讼类案件在近代西方法律语境中的真实演绎,弥足珍贵。     

《论语》“有朋”“束脩”“忠焉”考释——兼论孔子教育思想

“有朋”之“朋”,包咸、郑玄以及《论语》早期注疏本都注为“同门”。考“有朋”章前后所论,均为对本门弟子的要求或训诫,并未涉及“友人”来访的语境,因此“友朋”之说必为抄本之误;《论语》中“朋友”出现八例,无一例作“友朋”,“友朋”组合也不见于春秋及以前文献。今译“朋”为“朋友”似是而非,因为现代汉语“朋友”已偏指“友”,没有“同门”之义,不能准确阐释原意。《述而》中“束脩”历代注为求学的见面礼,但黄式三、李泽厚等取“束带修饰”及“年十五”之说,参考敦煌、吐鲁番等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可证“束脩”表示成年之说是对郑玄注的断章取义。孟子阐释“教人以善谓之忠”是“忠”在先秦的一般用义,其用法不限于臣对君或下对上;《宪问》中“忠焉”章孔子论述的教育思想,至今仍具有科学性、进步性。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