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德福一致的伦理信仰

德福一致是中国人的伦理信仰,它的作用机制是善恶因果律,当前道德建设需要对德福一致这一命题及其作用的机制善恶因果律重新认识和定位,其中最关键的是使带有宗教色彩的善恶因果律通过合理的思维转换获得现实合理性,一是对神秘力量的理解,超人的神秘力量实际上就是主宰宇宙自然的大规律,宗教只不过是把这种神秘的力量或者说法则转换成具有人的品格的神,只不过是让人能够更容易“通感”神或法则的存在,这也许就是宗教的最高智慧所在;二是对灵魂不朽的理解,以往的灵魂不朽的设定是以个体为基点,所以这一转换应将视野扩大到全球整个人类,如果站在这一高点,则“普适伦理”等也能获得一些合理的解释。通过恰当的思维转换,再次建立起人们德福一致的伦理信仰。     

宋元善恶报应信仰之发展及其对戏曲的影响

宋元时期,在三教融合并且不断世俗化的背景下,善恶报应信仰成为了时人最为普遍的一种信仰习俗。它的发展和盛行,不仅具有整顿人间伦理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对宋元戏曲产生了深刺的影响。这既与宋元戏曲描摹世态、揄扬善恶的本体特征相关联。也与美善统一的文艺传统相契合。     

历史人物评价“善恶褒贬”论

历史人物评价的逻辑前提,一般不是直接从评价者的评价话语表现出来,但却构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深层前提预设。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之所以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最富挑战性内容之一,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所以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就与这种逻辑前提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为：在本体层面,在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在史学本身层面,如何看待历史的主观性,科学性及史学是否能避免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论善恶与德性

本文从历史分析和具体考察入手,探讨了善恶与德性的区别与联系。文章指出德性是在善恶实践中形成的,德性的不同性质、不同层次都来自于善与恶的规定,同时,德性又是善恶达成的基础性条件。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加强德性建设并使之发挥有效作用无疑会对道德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善恶评价标准的一元与多元辩证

善恶评价标准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善恶评价标准包含了主体性的因素,更是呈现出了变动性和复杂性,并表现出一元与多元的矛盾与对立。善恶评价标准的一元与多元是与善恶评价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客观性和主观性、普遍性和具体性相联系的。善恶标准的一元与多元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性善乎 性恶乎——康德道德哲学之善恶概念及其人性论

立足于纯粹实践理性之批判,康德扭转了西方思想史上关于道德法则与善恶概念之关系的传统观点,即善恶概念既非理性之先验设定,也非基于经验之预想,它乃是寓于道德法则并为道德法则所决定的,所谓善恶概念决定实践意志之传统观点必将流于他律.由是一、善恶概念乃是涵于实践理性之道德法则的;善恶概念与福祸概念之间没有任何必然性之联系,福祸概念不是善恶概念产生的基础和依据.二、唯一无条件善或恶的只是自律与否之意志,人性无善恶,但理性又显示了人类向善之潜能.那种认为康德持人性本恶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三、该人性论和康德所持的社会历史观也是内在统一的.     

宋儒仁学建构的激励者———契嵩批评韩愈仁学的三重进路

以仁义界定道德,既是韩愈《原道》中的主旨,又是其仁学的核心要点和批评佛老的理论尝试。契嵩对此十分关注并着重进行了批评,从而建构了自己的仁义观。在本质上,契嵩认为仁义并非人性先天所本有的,而是后天教育的产物,是“情之善者”。在实施的条件上,契嵩借鉴了《中庸》“中庸”“诚明”两个重要概念并以之作为仁义实施的重要条件。在地位上,契嵩认为仁义本有的地位是先道德后仁义,而不是相反。从思想史上看,契嵩在批评韩愈仁义观的基础上所建构的仁学思想,从正反面两个方面影响了宋代新儒家仁学的理论形成。     

叔本华宗教伦理思想初探——通往善恶之彼岸的永恒解脱之路

本文为国内外首次对叔本华的宗教伦理思想进行探究,这在理论上开辟了对叔本华思想研究的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