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式独白:庞德《诗章》与布朗宁的"独白体"

庞德不仅是一位敢于在欧美诗坛标新立异的意象派诗人,他也是一位能够在20世纪世界诗坛开拓创新的先锋派诗人和现代派作家.庞德通过史诗代表作《诗章》充分彰显了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杰出才华.《诗章》具有鲜明的互文性特征,也具有文本对话和狂欢化的属性.在《诗章》中,庞德通过借鉴布朗宁的"独白体"创作方式,一方面呈现"独白体"与《诗章》文本风格的某种契合,另一方面借助多声部独白和蒙太奇式表达,创造性地呈现了庞德式的现代主义诗歌特点.     

古典的遗传——论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故事的重写

现当代作家对《定婚店》的重写主要表现为继承与改造。就继承而言，体现在作家们对故事情节进行敷演、套用其预叙手法和移植“婚姻定命”观。就改造而言，则表现为革新故事主题、拓新处理情节及凸显地域性特征。《定婚店》在现当代作家笔下发生变化，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作品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有关。这一文学现象，揭橥古典和现代之间相互影响，古典为现代提供肥沃的创作土壤，而现代也在摄取与融入中扩容了古典。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如何在古典和现代之间发挥更大的艺术效力，开拓更为广阔的叙事空间，创作出更深邃的文学经典。     

《如此世道》中英国文艺复兴喜剧人物传统的融合与发展

浪漫喜剧中的贵族绅士和讽刺喜剧中的机智骗子被认为是英国文艺复兴喜剧传统中两个主要的人物形象.然而,贵族绅士虽然风度翩翩,但缺乏个人才能,无力解决喜剧冲突;机智骗子虽然足智多谋,但身份卑微,缺乏贵族风尚.威廉·康格里夫在《如此世道》中,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文艺复兴喜剧传统主人公的优良特征,还根据《教育漫话》中的资产阶级教育观和英国宪政制度中的契约精神,创造出一位资产阶级绅士——米拉贝尔.他在行为举止上既有贵族绅士的翩翩风度,在个人能力上又有骗子人物的精明强干,在喜剧中以契约"智服"恶棍,惩恶扬善.这一人物形象不仅是康格里夫的创新,更是时代精神的彰显.     

从文学作品到动画电影的构建策略研究 ——以《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为例

从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出发,发现在原著改编方面,动画电影普遍存在以低龄观众为主、故事情节俗套、主题层次单一等问题,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观众日益提高的观影需求.通过分析动画电影《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总结了导演安德森对动画电影制作的独特方法与技巧,针对影片故事的改编与扩充、视效氛围的构建与营造、主题的凝练与升华三方面,提出了从文学作品到动画电影的构建策略.     

识小必须见大，平实不可平庸

邱捷教授1978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我校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在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孙中山研究、近代广东社会研究、晚清政治制度研究等课题都有创新成果，近十余年集中精力点注与研究《杜凤治日记》。邱捷教授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局限有客观的认识，对若干课题的拓展、创新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安大简《诗经》的异序问题——兼论先秦文献文本的非稳定性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在风部次序、篇目次序、风部命名和章次顺序等方面，与传世文献如毛诗相比，出现了较多的文本差异。除二南文本状态相对稳定外，其余风部在次序、命名及所含篇目次序等方面皆有不同，尤其是在简本现存57首作品中，有17首出现了章次互异现象。一定程度上，这些互异现象可以修正我们对毛诗的惯常解读。同时，在《秦风·无衣》篇还出现了逸句“赠子以组，明月将逝”,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解析这些差异现象，不但可以丰富我们对《诗经》国风部分的认知，而且还可对安大简《诗经》的文献学价值做出合理而恰当的判断，同时又为进一步明晰先秦时期文献流传的非稳定状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以史为鉴：《赵氏孤儿》有效“走”进欧洲原因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显著增强的综合国力与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文学走向海外创造了有利契机。然而，“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使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巨大挑战。鉴于此，分析历史上中国文学有效“走进去”的成功案例至关重要。首先，系统梳理了《赵氏孤儿》在18世纪欧洲世界的译介脉络；其次，阐释其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文化增值；再次，基于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的“7W”传播模式，分析该剧异域之旅成效显著的深层动因，以期为有效提升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力提供参考。     

生产力为什么是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

过去我们往往简单地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视为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即由生产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构成。借助《德意志意识形态》《布鲁塞尔笔记》等文本可以看到，生产力并不是生产者直接使用劳动工具改造自然对象的物性结果，而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过程中客观形成的综合能力与水平，无法被直观。正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在对人类主体如何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的现实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形成了独特的生产力哲学范畴，它是人类根据自身目的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和水平，不仅从人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中而来，更是基于人与自然的有序性与历史性关系。     

机器化生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现实——《布鲁塞尔笔记》与《曼彻斯特笔记》研究

在马克思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中，通过对“机器和制造问题”的专题研究，生产方式问题的思考在机器化生产构序与制造构式的深入构境层面上被打开了，他对将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启用的物质生产概念，特别是工业生产中的机器化阶段的历史内涵，有了更丰富的理解。在这里，马克思对经济学文献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义愤，而更多出一些冷静的客观观察。所以，经济学文献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深层次问题，会时时引起他的关注和思考。这些思考，也必然会成为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全面批判的历史性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