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把党的百年民族工作历史学习好研究好传承好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作出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党的民族工作历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人的不法理论与一阶层过失模式之证成

与故意犯相比,当下通行的两阶层过失模式在不法层面的判断脱离行为人,其在责任阶层判断主观预见可能性的做法,与新古典暨目的论综合体系将主观心理要素归入构成要件阶层的做法并不一致,有违体系判断的原则。为了克服两阶层模式的弊端,新进观点主张过失只存在于构成要件阶层的一阶层模式,但这一模式有混淆不法与罪责之嫌。在韦尔策尔教授的人的不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将个人能力引入不法阶层的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可以为一阶层过失模式找到理论支撑,同时保持不法与罪责的划分。这种植根于德国学界的彻底的人的不法理论也有本土化的可能。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研究

根据认知社会语言学相关研究的发展情况,我们将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萌动初期、新兴发展期、后续发展期。认知社会语言学已历经萌动初期,目前尚处于新兴发展期,亟待长远发展。我们与国内外不少学者的观点一致,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具有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和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相融合的创新价值,值得支持与推进。我们期望通过对认知社会语言学发展的概述和思考,推动更多学者关注语言、认知与社会的相互影响,深入开展不同主题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更真实地揭示语言使用等方面的情况。     

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朱德关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朱德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而深刻。应该说,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值得深入认识并积极借鉴。"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其意义不仅体现在思想本身,更具有时空延伸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胜利与高歌猛进,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社会主义的"中国式"休戚与共。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走自己的路都是我们的不二选择,也是历史的结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将还是这样。     

回到亚当·斯密:法律经济学的古典起源

本文对亚当·斯密及其先辈对法律制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构建进行思想史的追溯,从而得到如下的启示:古典经济学家理解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的演化和作用,是着眼于商业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来落笔的。在这种演化的过程中,商业社会的法律以及司法制度是由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之维护而逐渐被需要出来的,然后通过在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而逐渐由城市扩及到农村地区,实现普遍的良好的政府治理秩序。反观当代法律经济学的定义与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代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从科学的立场、乃至实证的角度,寻找最优的法律体系建立,或者检验既有法律的效率高低。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科学方法的应用与推广,但是,却也使得法律经济学在思考的深度以及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之穿透力上尚且有所欠缺。因此,当代法律经济学亟需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诸位先哲中汲取更多思想的力量,为一个更为深远的基于生产的制度框架下的法律研究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