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内的禅境，镜外的人生-浅谈废名诗歌创作中佛禅思想的影响

废名的诗歌创作曾一度被人遗忘,但是作为废名创作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却不应该被忽视。在其诗歌创作中存有大量的佛禅思想的影响,导致其诗歌由于阐发哲理、佛禅思想较重而难于解读。在难于解读的背后,体现的却是废名的要在镜中建立一个美好的禅境,并以此来引导自己在镜外负担的沉重却又淡泊的现世人生。     

“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的建构与开发

建构“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应将苍梧的牟子“佛”文化,与肇庆、云浮甚或北江韶关的六祖“禅”贯通,并将西江流域的龙母、三界神、北帝、洪圣等水文化和民俗文化进行对接。因此,要开发“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必须以禅学和龙母信仰以及其他民俗文化为切入点,重新审视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合理利用和整合佛禅民俗文化资源。     

论宋代儒宗欧阳修诗歌中的佛禅因缘

被冠为"宋代韩愈"的儒宗欧阳修,在对佛教的态度上跟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是在细读其诗歌文本时考见其是北宋士大夫"外儒内佛"的典型代表。他外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风范,内含远离尘俗修真养性的佛禅心境。文章从欧阳修的禅僧交游诗、寺院诗、禅理诗三个角度对欧阳修宽容乃至亲近佛教的情况展开论述:一是从禅僧交游诗中隐现仕与隐的矛盾态度,二是寺院诗中展现出诗人心路历程的轨迹,三是以禅境入诗境的禅理诗显现诗禅互融后的诗情禅意。通过细读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文本,全面展现其"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心结缘"的精神历程,有助于人们了解欧阳修反佛与崇佛之关系,认识欧阳修作为儒宗的佛禅因缘。     

苏轼黄州佛禅"功业"述论

苏轼一生经历丰富,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到外地任职,都有诸多利国利民的政绩.但是,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却把自己的"平生功业"归结于遭贬谪的黄州和岭海时期,对经世治国的功业只字不提,说明其"功业"标准已发生质变.苏轼在黄州建立的功业,除文学业绩外,佛禅"功业"应当是重要内容,因为贬居黄州期间,苏轼宣布"归诚佛僧"、自号"东坡居士"、广交僧人禅师,在学佛习禅的道路上取得了标志性成果.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王维山水诗的"云"、"水"意蕴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一种传播生存智慧的哲学,调节着众生心灵世界的平衡.作为盛唐山水诗的开创者,王维深度融合了南北禅宗的禅法精髓,并将其融入山水之中,创造出一种空明静秀的境界,他的山水诗常体现出心境与物境、物境和禅境的交相渗透,尤其在水云意象的运用上,直指禅学之"性"与"缘",佛性之空寂静净与佛境之自在自如在此得以打通,呈现出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之深层融合,具有深刻的审美特质和思想内涵.     

从佛禅术语看《沧浪诗话·诗辨》的“诗道”体系

构建独特的“诗道”体系,是《沧浪诗话·诗辨》的主要目标.而将“以禅喻诗”贯穿于“学诗”“参诗”过程而最终求得“诗道真谛”则是“诗辨”的本质.严羽关于“诗道”体系的建构,以学诗为基,以参诗为核,以辨诗为的,体现了其要言不繁,却体系完备的特征,如果只注意其以佛禅“喻诗”的特性而忽略其诗学体系,这对其诗论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苏轼与佛禅研究百年述评

本文从苏轼的佛禅因缘、学佛特征、佛禅与苏轼文学创作、苏轼佛禅文学创作与宋代文学风貌四个层面综述百年来苏轼与佛禅的研究论著，指出这些论著揭示了佛禅对士大夫生命意识、文学创作乃至一代文风的影响，尤其揭示了经典阅读对于安顿士大夫心灵、形塑士大夫创作思维的重要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居士学佛具有强烈的实用理性特征，其文学创作迥然有别于僧尼文学创作；士大夫学佛往往儒道释兼容，其文学创作也迥然有别于僧尼文学创作。尽管两者的宗教实践有别，但从宗教实践的角度来探究宗教文学创作是最为妥当的一种研究模型。     

佛禅"自性"与盛唐精神及山水诗形态

禅宗在盛唐已经发展成为心灵和精神的哲学,这也标志着一场宗教革命的彻底成功.禅宗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内涵,助长了盛唐人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自我肯定,顺应了盛唐积极事功的时代本质,适应了盛唐思想解放、人性奋扬的时代精神.禅宗对语言和思维的解构,使习常的语言失范,习常的思维失效,契应了盛唐诗歌的美学特质,也契合了染禅诗人的创作机缘.盛唐盛行以清幽虚空为特征的山水诗,是诗人性格中与雄杰豪迈所互补的另一种人性的流露,是盛唐气象中与阳刚壮放所共存的另一种意蕴的展示.盛唐山水诗,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清幽平淡的自然美学气象,虽然看不到时代激动与喧嚣,却与盛唐精神在深层内涵上是一致的,是与盛唐的四海晏然、天下升平的社会环境形成互相映衬而又互相生发的另一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