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小必须见大，平实不可平庸

邱捷教授1978年以“同等学力”资格考入我校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在近代中国商人研究、孙中山研究、近代广东社会研究、晚清政治制度研究等课题都有创新成果，近十余年集中精力点注与研究《杜凤治日记》。邱捷教授对自己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局限有客观的认识，对若干课题的拓展、创新也提出了一些想法。     

色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先秦两汉为中心

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着以色彩论文学的现象。首先,人们借助器物色彩的礼制规定,说明了文学作品的礼制内涵,引申出了雅与俗、真与假的趣味之别。其次,人们通过器物色彩的铺排顺序和修饰功能,说明修辞有助于作品的流通和经典化,其中,以文采传达作者情志是关键,但过分注重文采容易忽视文学的讽谏和社会功能。再者,人们以色彩喻文学,揭示了文学成像的原理。这是因为汉字起源、文章载体和文学目的,往往以器物色彩的图像和视觉形态为重要参照。色彩之喻这一表述方式具有与西方诗学的"文本—织物"说展开对话的空间。     

河西走廊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与价值观念变迁

伴随传统牧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依附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上的价值观念体系正在经历从未有过的变迁过程。河西走廊牧业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可还原为“核心层—基础层—外显层”三重层级结构。在多层级双向互动中，传统万物有灵的“赋魅”式价值观念与科学主义“祛魅”式价值观念及崇尚资本的“再赋魅”式价值观念交错并置，整合共生，日益呈现加速化、差异化、多元化、主流化等价值观念变迁趋向，既推动了新的复合型生计方式生成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亦使社会面临价值失范风险。把握社会转型时期牧业社会价值观念变迁规律，引导其良性变迁，对于推动牧业社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根基

法律必须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严禁把人仅仅当作手段来对待。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于自由意思决定的“认罪”、“认罚”，就是主体性原则的彰显。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哲学根基就是主体性原则。只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安排刑事诉讼活动，使之规范化、程序化运行，该刑事诉讼程序才是“正当的”。认罪认罚从宽结果的正当性，寓于正当程序之中。在符合了认罪认罚的条件后，对犯罪人的刑罚予以“从宽”。这是因为通过考量犯罪人的“认罪”与“认罚”，能够得出再犯的危险性可能不复存在，符合刑罚个别化机能。这样，“从宽”就有了实质上的根据，这就是优先考虑特殊预防的综合预防理论的思考方法。     

论文学批评"批评性"的回归与重构

“批评性”是关系到文学批评生存发展的本体性问题及命题，也是强化批评的文学评价机制及功能作用的内驱力，更是批评自身建设及完善提高的推进器。作为批评的总体性概念，“批评性”关系到批评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批评性”多维立体的构成系统，从强化批评的现代性、核心价值、功能作用、主体性等方式及路径实现“批评性”。批评的逻辑起点是主客体关系中的经验与理念的统一，在其主体间性及其经验与理念间性中提供批评创造及“批评性”发挥与实现的空间。作为文学批评的总体性及本体性概念，“批评性”与无批评性、缺乏批评性、丧失批评性的批评泾渭分明，亦为好批评与伪批评、精品批评与低劣批评、高雅批评与庸俗批评的试金石，更是批评与捧评、棒评、恶评、误评、炫评、酷评、滥评的分水岭。批评作为“诤友”而着眼于“症候”批评，正是批评大有可为的用武之地，亦是批评精神之所在，更是“批评性”之所在。     

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坚持用发展与辩证的观点看历史，坚持从特定历史条件出发分析问题，尊重历史发展整体性和连贯性，注重分析历史联系，揭示其内在规律。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党史研究者不仅要以“决议”的基本结论为指导思想，更要遵循其分析与总结历史问题的原则与方法。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个体多角色演绎与共同体互动秩序研究——基于“空间-关系-角色”的分析

个体与共同体的互动关系是社会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核心话语,更是公共卫生事件相关风险治理的关键性命题。通过提炼"空间-关系-角色"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个体在不同类型社会关系中演绎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行为逻辑,在不同性质空间中亦有不同的关系承载和角色切换。公共卫生事件是社会治理的突发性"检验场",也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社会实验"图景。病毒的人际"无差别"传播具有较强的空间渗透性和整合性。其间,身体空间、熟人空间、功能空间和公共空间相互交错,本位角色、熟人角色、职业功能角色与公共角色多重演绎且行为逻辑异化,关系蜕化为"自保性规避""被动性失衡""排他性内卷"格局。"善治"愿景下的个体多重角色演绎与共同体良性互动应当区分不同空间性质以避免行为失范,强化依法治国以协调相关各方利益诉求,通过情境学习和责任认知重构"疏堵有方,张弛有度"的行为秩序体系。     

美好生活、民生保障与劳动幸福权的最大化实现

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人期待和向往的生活状态，但要使得这种生活状态成为一种可测量和可触摸的具体存在，则离不开劳动幸福权概念的出场和引入。美好生活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与当前阶段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幸福权，民生才能真正得到保障。这样的新型民生保障与传统的那种救济型、仁慈型、施舍型民生保障是完全不同的，它属于更加深层的民生保障。这样的深层民生保障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劳动幸福权理论上才能得到学理支撑。劳动幸福权是每个人皆拥有的不可转让的初始权利，体现的是每个人获得属人属性的天然权利。它既是一切合理性之合理的根据，也是一切不合理性之不合理的根据。每个人都需要在创造性的诚实劳动中实现劳动幸福权。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清代汉语语音史谱系建构——“五方元音一系韵书”脞论

清初至民国三百多年间,樊腾凤《五方元音》直接或间接衍生版本众多,流传广布,社会影响极大,形成了明清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公元601年陆法言《切韵》是音韵学经典,1 400年来派衍孳生韵书甚多,音韵学史上称之"切韵系韵书"。仿此,笔者郑重提出"五方元音一系韵书"概念,指称在编纂形制上韵图与韵书相配合、音系框架上大致反映北方话二十声母、十二韵部、五个声调的音韵学及汉语教科书等语言文献,并将世传诸多"五方元音"系列文献爬梳归理为同构型前提下的三个系列,归纳各自体系特征及影响流波,推动"五方元音"系列语音文献乃至清代及民国音韵学、语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