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西部小城开展全方位开放合作策略研究 ——以酒泉市肃州区为例

肃州区位于甘肃省西部、河西走廊中段,是我国古丝绸之路的通衢重镇和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交通节点.肃州区应立足当前交通区位优势、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以及沿海产业转移等重大战略机遇,实行以开放促发展、以合作促转型的全方位开放战略,向东承接产业转移、向西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向南接入西部陆海大通道、向北开拓俄蒙市场,加大吸引外商投资、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开展区域合作的力度,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区域经济实力,推动形成"承东融西、接南拓北"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新动力、新活力.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乡村振兴背景下致富困境及化解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时代,我国农村建设工作在广度、深度、力度和精准度方面达到新的水平,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明显,但村民致富工作仍面临一些困境.基于安徽省T县致富情境的调查研究发现:在致富机制方面,脱贫致富长效不足,致富机制有待改进;在致富环境方面,服务设施支撑薄弱,发展模式尚需创新;在治理主体方面,农村居民"志""智"有限,致富内生动力不足;在增收致富方面,产业扶持效果欠佳,持续发展支撑缺乏;在帮扶资源方面,帮扶力量结构单一,社会资源有待开发.乡村振兴时代要实现农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还需强化顶层设计、更新致富机制,优化致富环境、推动区域发展,实施志智双扶、激发内生动力,发展产业扶持、拓宽增收门路,创新帮扶格局、融合社会力量等,以构筑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化解致富困境.     

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法制改革契机与优化路径论纲

当前土地管理法制面临“弱市场化”“权力中心化”与“城乡背离化”本体性困境，就此需依托“政府—市场”上下联动、“权利—权力”内外反馈及“城乡一体协同发展”而反思转型和纾解。比较考量土地管理法制改革之两条进路，进而把握《民法典》“主体自治”理念对“去市场化”之修补、“权利本位”理念对“权力中心化”之矫正、“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对“城乡背离化”之扭转的有效调节和工具功用契机。具体面向《民法典》与土地管理法制因应对接时，应贯彻“私权自治与权力干预相统一”“资产效益与生存保障相统一”“协同发展与差异调控相统一”及“效益增长与持续发展相统一”等基础对接原则；遵循“政策引导—试点先行—入法推广”的基本思路，抓紧土地管理法制“废、改、立、释”等有效对接方法；聚焦农村集体土地且秉持从“权力中心化”转换至“权利中心观”的核心对接场域。着力推动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对策在顶层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的“三块地”持续联动改革、重点的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及其托底的土地管理法制保障机制等多维度发挥改革效能。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