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评价2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深刻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2021年经济工作作出重大部署,为我们做好2021年经济工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了前进方向。     

社会结构视角下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乡村干部积极作为是推动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当前不断加强基层治理的背景下,部分乡村干部仍然存在不积极作为现象,阻碍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分析视角为解释上述现象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乡村干部的行动在一定程度受到部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乡村干部的积极作为可能面临多重困境,从而产生不积极作为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面对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压力和城镇化背景下的生活压力所塑造的压力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采取形式主义行政方式;第二,面对由部分乡村集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道德因素所塑造的道德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遵循"不出事"的行动逻辑;第三,面对由"强关系"属性所构建的关系型社会结构,乡村干部倾向于和地方势力"拉关系",以此获得资源支持.基于此,需要创新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多层面提高乡村干部待遇,构建良好乡村道德社会结构,以此改善乡村的社会结构因素,破解乡村干部面临的"结构化"困境,激发乡村干部积极作为的能动性,推动乡村振兴.     

论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及中国化特质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产生于对市民社会贫困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他指出市民社会的贫困根源在于资本私有制,且以劳资对立或贫富分化表现出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切入点,马克思展开了对上述贫困根源的系统阐释,结论是在资本私有制的外壳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不相容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前提下,走向"所有人的富裕".在总结当代中国决胜脱贫攻坚取得的理论成就时,既要反映对其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要突出它的中国化特质.这种特质主要通过科学处理好决胜脱贫攻坚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根本制度的优越性与具体政策的发展性、经典马克思理论观点与"中国道路"的特质等方面的关系体现出来.     

民族声乐作品中时代性的把握 ——以《我的祖国》为例

民族声乐作品的时代性,即作品与时代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个人因素和演唱方法三个方面.特别是面对如《我的祖国》这类经典时代作品时,把握作品中的时代性相关因素,是理解其时代性风格特点的根本之所在.     

人生丝语

宁以执著的名义失败,也不以违心的代价成功。宁可在自己的世界里奔走,也不要在别人的世界里婆娑。当你学会微笑面对伤害的时候,你的微笑已足以对伤害的本身构成伤害!情侣的拥抱,是幸福甜蜜的;夫妻的拥抱,是宽容理解的;朋友的拥抱,是贴心信任的。如果有人伤害了你,可以怨恨,但不要太久;如果有人辜负了你,可以愤怒,但不要记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你怨恨仇人,他却不会因这怨恨而改变命运,反倒可能过得更愉快。可是对你呢?     

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

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回顾和反思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李泽厚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李泽厚的“积淀说”并不是他单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批判康德哲学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使得他把康德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带入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倒转。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是他把自己的先在视域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视域的融合必然产生意义的增殖，从而构成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此而言，李泽厚创立“积淀说”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两轨六步法”式的产业政策：解读、疑惑与评述——与林毅夫教授商榷

在林毅夫教授构建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理论框架中，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产业的比较优势，要使这种优势转为市场竞争力，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就要遵循“两轨六步法”式的行动纲领，指导有为政府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降低交易费用，使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最终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和超越。对这一范式的解读发现，它存在着产业政策定义多变、潜在比较优势难以量化、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界限不清、产业分类标准不统一等多个缺陷，导致它的逻辑体系和产业政策指南不能无缝对接。就该框架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条理性而言，还存在诸多学理上的问题或错误不能称之为产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     

启蒙的合理定位：马克思批判施蒂纳

承接启蒙自古就有的哲学与宗教、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内在张力，以及谢林所谓探究具体存在的肯定哲学与探究概念、本质的否定哲学之间的张力，马克思立足于特殊与普遍、经验与超越之间的张力结构，对施蒂纳沿着声扬具体存在之论发展为否定普遍、超越维度的唯一者逻辑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从理性启蒙与德性启蒙统一、生产力与道德协调一致的角度来看，施蒂纳推进启蒙的方案是极端的，会导致各种虚妄，招致规范性维度、理想性维度的丧失从而招致虚无主义。物质偶像、精神偶像必须祛除，但物质基础和精神理想必须维护。马克思对施蒂纳的批判表明，只有在合理维持特殊与普遍、经验与超越之间张力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找到启蒙的合理方向。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