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论法院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变迁——从审判委员会到法官会议

以审委会为代表的案件讨论机制的实践合理性正日益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由此产生审委会决策机制的功能限缩问题。在审委会实际角色作用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法官会议讨论程序逐渐浮现并得到制度化。法官会议所具有的“正反校验”作用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中法律适用的权威来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替代审委会规范法律适用的功能。法院内部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流变，反映的是法院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差异，即从审委会的功能限缩到法官会议的制度化呈现出从集体决策权到集体讨论权的权力变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权力方面渐进的规模化、结构化、自主化，集体理性走向个体理性的过程得到强化。     

城镇化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影响及其应对

城镇化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带来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主体、权能内容、行使方式、实现目的等多方面的变化。为因应这一变化,应当在现阶段实行集体成员不因其进城落户而丧失集体成员资格和进城落户集体成员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政策,但从最终实现进城落户集体成员的城镇化考虑,也应适时建立市民化集体成员资格的强制退出机制;应当建立以户为单位的农民集体成员权行使机制及其委托代理机制;应当正确处理土地三项改革中村组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应当在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中将管理权能的行使转向经营管理为主。     

农户地权诉求视角下农地制度的创新

目前我国农户的地权诉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地权稳定、自主经营向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转化。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是农户急切希望改变承包地过于细碎化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经营基本条件。考察我国农地制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就是农户的地权诉求决定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当下一些地方的农地制度创新试验和经验中再次得到证明。今后我国农地制度创新必须遵循这一逻辑，根据我国农户地权诉求的变化，实施农户自愿前提下的承包地连片重划,争取国家对承包地重划制度的支持,强化农民集体民主决策制度,地方政府也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统合协作：工资集体协商启动模式

合作主义和对抗主义是协约自治模式下启动协商谈判的两种方式。前者立足劳资合作达到共赢，后者重视劳资对抗而实现各自利益。我国协商启动立法追求合作主义，但也借鉴了对抗主义的规则，而实践却呈现独特的以政府导向为核心的“统合协作”模式：劳资政三方关系中，政府力量明显强大；劳资沟通能力较弱，沟通方式或合作或对抗未成定式；政府导向是弥补劳资沟通能力的必要措施。立法与实践的偏差是由于劳动法制模式正在经历由国家统合向协约自治的转换引起的，在此过程中劳资双方追求“自治”又依赖“强制”，政府追求“回避”又延续“干预”。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利用存在的问题及规制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在城镇化的推行中，有限的国有土地难以满足城镇发展的需求，巨额的集体建设用地成为城市建设用地的主要供应者。由于法律的限制，征收成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拟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集体建设用地利用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建议改革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方式，赋予农民集体完整的产权，享有与国有土地同等权利，让农民分享城镇化成果。     

善与恶的计算:为什么要做好人

“为什么要做好人？”在道德哲学中可转化为“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规则？”本文将是否要遵守道德规则置于囚徒困境模型之下，籍此，可应用博弈论尤其是进化博弈论的成熟研究深化对道德规则的理解。在既有的囚徒困境研究中，应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科学家们发现了多种有效的、个人博弈策略。同时，由于集体竞争的存在，每个集体都有采用更成功策略的压力，这可以解释道德规则的来源。做好人、遵守道德规则是个人与集体共同追求其最大预期收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