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多重互动:政务短视频的营销传播策略分析 ——基于丁真走红事件的个案考察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政务短视频成为重要的营销传播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中,以藏族少年丁真的网络走红为例,分析了政府、媒体与公众围绕该热点事件呈现出的多重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线上线下联动传播;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政务号协同传播;同时,政府和媒体共同构筑了公众参与的话语空间,在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短视频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共创、共享的对话机制和传播策略.除此之外,基层政府在利用政务短视频进行营销传播时,还需要进行在地化的表达,维持常态化的运营.     

践行新闻原则的时空困境思考

本文从《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论述出发,从社交媒体发展、肯定性新闻与公民自治三个维度对新闻原则的时空困境进行讨论,探索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与公民自治的可能性.     

“到月球去”:近代中国火箭探月知识的传播与演变

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月亮逐渐从传统的神秘存在转换为天文学意义上的“月球”。在近代中国，对于月球的探寻从来没有停息过。自1920年代始，在华英文报刊开始对美国等国家研究火箭进行报道，现代的火箭旅月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文报刊上关于乘坐火箭旅月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对于火箭探月的过程、困难等都有了新的认知。近代中国人虽然只是探月知识的接受者、火箭实验的旁观者，但相关知识的获取与认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却是不容忽视的历程，具有无法割断的历史延续意义。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谫论——以上海大学为例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瞿秋白等充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领袖在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上的先进经验。在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利用高校优势，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上海大学的学校建设之中，逐步形成、联通和强化了党在高校、学生社团、工人群众中的领导力，构建了“以理服人——以理塑人——以人传理”的良性循环，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进步学生向工人群体传播的渠道，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在地化、日常化和大众化传播。     

从文本到修辞：论解构主义阅读策略

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作者"消失形成巨大的话语空场,激起了无数有关文本阅读的理论战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对各路思想的吸收借鉴和翻转使用。通过文本-修辞-阅读的视角递进分析,可以发现解构作为阅读策略不仅囊括了哲学与文学的互释,能指的自由游戏,还注重挖掘文本的内在逻辑,揭示阅读的双重效果以及修辞的运作机制,因而具有一种不断推进和自我增强的阐释力量。     

大都市疏散政策变迁中的工具转向 ——基于北京市政策的文本分析

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通过各种举措疏解核心区的人口和产业.为了剖析疏散政策的发展脉络、工具偏好和时空趋势,运用文本分析方法和政策二维分析框架,借助ROST-CM软件,对北京市及各区县与疏散密切相关的政策73份、共计119万字文件进行文本分析,重点探索疏散政策的工具偏好,以及政策框架、对象和工具的时空变迁.研究指出:北京市的政策调控由单纯的人口迁移政策转向以产业和功能带动人口的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上,涉及人口、产业、空间和设施疏解的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种类丰富多样,而需求型政策工具种类相对较少;政策文本中高频关键词的阶段性更替也表明政府各个阶段的政策关注点发生了显著变化.     

社区传播: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可能与可为

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已有研究虽然较多,但尚未有从社区传播角度对服务体系创新进行整体性思考的探索。本文研究分析了社区传播视角对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必要性。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既是生活的对象,也是一种影响其成员生活方式的力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平台。只有以社区传播为媒介,将农村社区及其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透视渗透在社区中的微观权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服务体系。     

论俞铭传诗歌的传播及其“世界性”意义

自闻一多《现代诗抄》之后,西南联大诗人俞铭传在汉语学界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而早在1940年代,他已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被当作是"中国诗人中最为年轻的一代"和"最具希望的诗人"加以译介,其多首作品在英语世界流传。俞铭传得以在海外传播虽有各种内外因素,但究其根本,还在于他诗歌写作的"世界性"。俞诗的"世界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跨界性;意象与典故的跨文化性;抒情方式的客观化与非个人性;叙述模式的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性。探讨俞铭传诗歌的传播,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这位现代诗人的文学史意义,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