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人口形势动态及其结构性因素

备受关注的俄罗斯"人口危机"并未因其人口政策的调整而出现根本性的转变。"人口危机"为俄罗斯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为其教育发展和国防安全等带来负面影响。"母亲资本"等刺激性生育措施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积极性的"透支"可能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结果,说明其人口政策缺乏有效性。决定俄罗斯人口形势变化的主要变量为出生率、死亡率和移民流量。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都具有显著的结构性特征,而影响移民流量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则在于流出地的民族资源以及移民政策的吸引力。     

感知风险对在线旅游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分析

旅游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互联网购物平台的虚拟性和远程性强化了消费者感知风险,它也成为影响旅游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聚焦消费者感知风险,运用SPSS 19.0及AMOS 21.0软件,构建以5个维度的感知风险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信任为调节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变量间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感知风险对信任的影响差异较大,仅经济风险感知与信任呈显著负相关;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总效应皆呈负相关;信任作为中介变量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有效地降低了感知风险对购买意愿的负向影响.     

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心理契约的中介效应

围绕农户主体,引入心理契约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机理.以湖北省张港镇、孝昌县及武汉市五个"一村一品"重点建设村落的355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层级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多元互动对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契约在多元互动和农户参与农产品区域品牌共建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该研究结论对调动农户积极性、推动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偏差分析——基于江西省54个县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54个县(区)363份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的偏差问题.结果表明:农户总体及子群体的销售意愿与行为相关程度较低,除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以上的子群体外,其他相关程度均未超过0.5;不同子群体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一致人数仅占总体的7％～57％;农户及其子群体的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间的偏差较大,且此偏差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过电商培训上表现显著;以正一致为参照组,二者的偏差主要是受个人特征、政策感知、网络信息了解程度、电商技术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及感知风险性的影响;其中,年龄会扩大偏差,其他因素则缩小偏差,是否知道本地有电商协会组织、是否知道农村电商的惠农信贷政策、是否了解网络购物发展信息以及是否了解农村电商发展信息对偏差的影响程度最大.研究结论可以为更好地制定和完善农村电商发展政策,以提升农户电商销售意愿到行为之间的转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组织支持、城市融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生代农民工过于频繁的离职行为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同时也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基于组织支持和互惠理论,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实证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城市融入感及互惠与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支持感负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意愿,城市融入感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对城市融入感与离职意愿的关系具有强化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城市融入感在组织支持感与离职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水平越高,城市融入感的中介作用越强.文章首次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互惠倾向,并且验证了微观企业的组织支持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结论为用工企业更好地理解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行为机制,从而建立有效的管理措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实现路径提供了依据.     

优生优育,从孕前健康管理开始

所有家庭都期盼生育健康聪慧的宝宝,害怕怀孕失败,恐惧婴儿出生缺陷,担心分娩意外。作为一名产科大夫,多年的临床经验让我认识到,优生优育、孕产顺利、母婴平安,首先在于孕前健康管理。有人会疑惑,生孩子是一件自然的事,是女人的事,也是医生的事,夫妻双方有必要做孕前健康管理吗?答案是肯定的。优生优育的重要基础是孕前阶段,而不是怀孕之后才注重对胎儿的保护。从有要宝宝的想法开始,积极准备计划妊娠,一方面做好夫妻双方的医学检查;另一方面要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基于天津市北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参与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和参与支持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特征情况下,参与认知和参与方式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负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支持兼具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由此,笔者建议从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认知水平、为青年提供多元参与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