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生成具有多重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核是其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髓、以红船精神为源头的革命精神是其文化根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务的严峻性、解决“三个如何”之问的迫切性是其现实要求。     

研究生培养政策70年:演变逻辑与发展走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研究生培养政策经历了初创起步、推进发展、稳步延伸和调适深化四个发展阶段。在演进逻辑上，凸显出国家需求与市场诉求的权衡性、培养目标注重个人成就与社会发展价值的双维导向、培养质量保障体系趋向质量和效益二维共进等特征。研究生培养政策是个动态发展系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应在政策制定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政策目标的价值导向、政策执行的监督评价及保障决策等方面作出适时调整。     

科技保险的困境—一个制度供求非均衡分析

现阶段，我国步入了创新驱动引领升级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受到了整个社会的空前重视。科技保险作为分散和转移科技风险的重要手段，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风险保障。目前，我国科技保险工作已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整体运行并不理想，科技企业参保率低，科技保险缺失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供给不能适应科技企业对科技保险的需求，科技保险制度供求非均衡，在现行的科技保险制度下积聚着大量的潜在利润，而这些潜在利润既是科技保险制度非均衡的原因，又是科技保险制度创新的动力。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制度逻辑演化机制研究

通过对我国专车服务市场制度变革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探讨了组织场域中的集体行动如何推动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机制问题。研究发现：制度逻辑的演化过程主要经历了分离、冲突和共存三种状态，不同的制度逻辑的演化是由行动主体能动性策略和资源利用所构建的集体行动模式差异性驱动的。制度变革机会的涌现促使场域中的行动主体采用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模式，促成了新制度逻辑的生成，并导致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分离；在制度变革机会变得模糊的场域中，行动主体非协调的集体行动促使新、旧两种制度逻辑之间的激烈冲突；而在制度变革机会沉没的情境下，行动主体再协调性的集体行动最终促成了新、旧两种制度逻辑的共存。研究结论对我国当前复杂制度环境下新兴业态的发展以及传统业态的协同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文化范式与历史逻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对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种革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全新探索。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既是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有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致力于全人类参与的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导向，以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辨，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引领。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abrupt change: Reform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assistance in Finl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studies have explain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s resulting from critical junctures that interrupt long periods of stability or from endogenous, incremental evolution. Building on these theories,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ts have focused on the roles of agency, ideas and discourse as explainers of change. Combining these approaches, this article analyses Finland’s decision in 2014 to transf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basic social assistance from municipalitie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institutional change can be both abrupt and evolutionary. Due to sudden, exceptional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e decision in question was made quickly and under pressure, circumventing possible veto players. However, it was possible only because of the incremental, endogenous change that had occurred in the way in which social assistance was administered at the municipal level. It enabled a chang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which erod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ideational frames that policy actors had previously utilised to reject the centralised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