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词性标注研究——以《王云五大辞典》为例

民国时期为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古今转型的关键时期,《王云五大辞典》是该时期第一部采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为字词标注词性的白话词典,本文对《王云五大辞典》的词类划分依据和词性标注特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剖析,并与其他代表性辞书的词性标注加以对比,总结《王云五大辞典》在词性标注理念的时代创新性,也指出其字词词性标注中存在的不足,供当前的辞书编纂参考借鉴。     

调整和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机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而社会结构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基本呈现亚稳态特征。当今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优化调整社会结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经济发展中的亚洲移民--以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例

1860年后，俄国远东地区出现大量亚洲移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数量较少，主要进行捕鱼作业。中国人和朝鲜人则遍布俄国远东各个经济领域。虽然俄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政策几经调整，但在远东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在俄国各经济领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中国人和朝鲜人不仅为俄国远东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边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变局、国家兴衰与发展之路——三次千年变局叠加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每当先进的发展制度开始取代落后的发展制度时，整个世界格局就会进入重大的转换阶段。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有两次重大的历史变局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并深远地影响了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新时代下的中国作为前两次历史变局影响的客体，曾经既是先进发展制度取代落后发展制度的受益者，也经历过作为落后发展制度主体而被先进发展制度冲击的过程。目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先进发展制度与落后发展制度交替的历史变局阶段，作为第三次重大历史变局的主体，在三次千年历史变局叠加的背景下，能否有效地认识、适应并改造利用前两次历史变局的经验与教训，构建系统性、科学性、可行性、领先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决定中国在本次历史变局中能否顺利成为先进发展制度的主体从而实现民族复兴。     

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的声母比较

卫所制度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军政制度。以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为考察对象，从北到南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16个方言点，通过共时和历时的比较，分析和总结浙江沿海明清卫所驻地方言声母在数量和古今分合上的特点。     

英文影片的中国方言版字幕翻译

2012年3D 版《泰坦尼克号》的华丽上映曾掀起影迷们对它的新一轮热捧。文章就同样备受中国观众喜爱的中国方言版《泰坦尼克号》为案例，结合功能目的论来探寻中国方言版字幕翻译的目的与性质，进而分析、总结英文影片字幕的中国方言版译制活动过程。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