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绿色技术创新对医疗卫生条件存在选择性偏好吗?

自由市场传统经济环境中绿色技术创新往往不足,什么因素更有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创新地条件是否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偏向性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利用2007—2013年中国1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衡量非期望产出,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绿色技术创新,检验创新地特征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后果.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条件依赖且选择性偏好表现出异质性,即医疗卫生条件越优的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越强,且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富裕程度和不同地域的城市的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不同.这可能源于医疗卫生条件更优的城市更有利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正向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更利于城市朝绿色技术创新方向转变.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     

长寿之国新加坡

说起新加坡,国人都不陌生,因为大家出国旅游最多的就是新马泰线路。笔者年轻时当海员,曾多次到过新加坡,那里的空气、水源和绿化完全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不论去过几次,每次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新加坡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凭借着地理优势,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     

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AI)伦理和治理.一是现有AI成果的技术条件——封闭性.现有AI技术的应用要求场景是封闭的,所以AI的强大能力并非完全通过自主学习而获得.本文研究表明,受到广泛关注的用户隐私等问题,源于行业规则滞后、传统设计范式的伦理非封闭性和长期效应的预测能力不足.二是技术应用的外部机制.目前主要依靠熊彼特模式,其先天局限性是诸多伦理风险的深层原因,并限制了新技术在重大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本文基于对熊彼特创新向公义创新升级的时代趋势的分析,提出构建公义创新动力机制的若干路径,并以养老产业为例,阐述公义创新在创造性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效能.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一个优势治理的视角

在开展精准扶贫过程中各地既有共性优势,也有特色优势.相对"问题视角"而言,"优势视角"对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运用优势治理的分析视角,通过对Z县L镇的实地调研发现:L镇以党建为抓手,结合地处城郊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当地富余的劳动力资源,建立劳务服务中心;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探索基层党建引领劳务产业扶贫的发展模式,取得良好成效.实践表明,在当前精准脱贫决胜攻坚阶段,各地应充分挖掘地方特有的资源优势,将其与组织优势、政策优势相结合,打造基层党建引领精准扶贫的本土化品牌.     

结构趋同与“优势企业扶持”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来自于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的解释

基于优势企业扶持策略在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中难以形成足够的创新激励这一现实观察,本文从地方政府同质化竞争的视角对此提供了解释,并在静态博弈框架下考察了结构趋同形成的完整过程。结论表明,只要中央政府在新兴产业上释放较强的绩效信号,由于地方政府产业偏好的存在,同质化竞争下的结构趋同就会在偏离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且表现出固化特征,从而切断了优势扶持—规模经济实现—资本形成加速—创新投入增多的优势企业扶持政策的创新激励路径,也造成产业政策的低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