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集体财产股份化的制度构造

农民集体财产股份化不会改变集体财产的性质,其在促进财产利用效率的同时又使成员权利得到了保障。保障性财产量化股份和经营性财产量化股份应做区分,前者禁止流转,以给成员提供现实的和代际的保障;后者允许有条件流转,以提高股份价值从而增加成员财产性收入。制度构造方面,量化折股应当不限于经营性财产;量化股份应当确股到户且实行不增不减政策;在量化股份之外设非量化股份,以吸纳外部资本和管理经验;不设集体股;收益分配不得超过财产收益。     

乡村产业兴旺的基本特征与实现路径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五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发展全局,是加快农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是农民就业增收的主要途径,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经济基础。乡村产业兴旺的基本特征表现在:投入产出较高,产品质量优良,产业特色高效,绿色生态安全,三产融合发展,要素配置合理,经济效益显著,支撑体系有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必须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战略,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创新要素资源配置机制,完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加快科技研发和推广,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增强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复兴农村经济新尝试——抗战前浙江农民借贷所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民占据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历代的兴衰无不说明农民的安居乐业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民国以来,浙江各地繁重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导致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于是,根据省府要求各基层县在未设立农民银行之前,必须成立农民借贷所以救济农村。浙江农民借贷所的成立满足了部分农民的需求,并表现出自己的借贷特点,发挥出了其它功能作用。然而,由于农民借贷所存在诸多问题,受益的只是富农而多数贫农因为条件的限制难以真正受益,这就使得抗战之前浙江农民借贷所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因此,只有以巨大的历史勇气和责任担当,彻底废除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生产体系,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成家不易，守家更难：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转型“陷阱”与风险——以青年男性的处境为切入

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启动了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将其置于市场区位与家庭能力角度发现家庭转型面临陷阱与风险。由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农民家庭在婚姻市场的劣势加剧了其婚姻成本，而在劳动力市场区位的劣势使得其家庭能力与在城市开展新成立的小家庭的再生产不相匹配，由此使得青年男性面临成家不易、守家更难的境地。那些未能顺利成家与守住家的男性进入被动的个体化进程，由于没有了作为本体性价值归属的“家”的支撑，其个体化呈现出无根性，其生活进入到消极躺平状态。新生代农民家庭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转型境遇进一步形塑出城乡三元结构，即体面进城的完全城市化、正在努力成家与守家的半城市化与未能成家或守住家的去城市化三个层次。农民家庭陷入在城乡间摇摆的半城市化与返乡的去城市化的处境与其在市场区位劣势下的家庭能力不足紧密相关，对此中西部地方政府应通过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与通过制度设置为其提供保障与留有退路，从而探索出与农民家庭能力相适应的渐进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104岁老父亲为什么长寿

1917年,我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已经104岁了。他是个平凡的老人,头脑清楚,能用助步器在屋里活动,尚且没有病痛的折磨,但听力差,两天喝一次通便茶。父亲是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黄埔抗战老兵,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多次接受过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记者说,在被采访的抗战老兵中,我父亲的思维是最好的。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实践探索 ——黑龙江国有农场土地经营经验的启示

国有农场"统分结合"的土地管理实践,为讨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路径提供了参考。基于黑龙江农垦国有农场的调研发现:农场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整合化管理,解决了土地细碎化问题;通过对农机购置量的统筹管理,实现了对市场服务的组织化供给;通过设立农技推广站、灌溉站等公共部门并在连队设立相应的管理职务,实现了对公共服务的组织化供给。黑龙江国有农场通过对种植结构的规划和对不同层级管理人员的制度化动员两种方式,实现了对分散种植户的组织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