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新结构主义:一种对“中国式发展”的新解释

"新结构主义"是在学理层面进一步阐明"中国式发展"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一种新尝试。与欧美学者所奉行的"新制度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基于"中国式发展"而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理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基于本国国情独立探索出的本土概念和解释框架。"新结构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呈现的"伞式"和"蜂窝式"并存的二元结构,提出"中国式发展"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一条腿走由政府主导的"伞式"发展路子,另一条腿走由民间自发开拓的"蜂窝式"发展路子。实践证明,通过"伞式"和"蜂窝式"的二重奏方式,以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为主旋律,中国的社会经济成功奏响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三部曲。     

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     

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及其对银行业稳定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者系统梳理影子银行体系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以期科学、准确界定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概念及其构成.从广义角度,将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分为内部影子银行体系和外部影子银行体系,并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测算进行了积极尝试.在理论分析和数据模拟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发展对银行业稳定性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和银行业稳定性之间呈现负相关且存在倒“U”型关系,即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存在适宜规模的阈值(或最优规模).从实际测算结果来看,中国内部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外部影子银行体系规模以及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在2000-2011年间基本都处于阈值以内,到2012年则全部超过其阈值,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迅猛发展的弊端开始显现.     

调整和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机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而社会结构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基本呈现亚稳态特征。当今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优化调整社会结构。     

高职体育教学新结构探讨

为满足高职体育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本文介绍了笔者学院为促进学生思想品德与身体素质并行发展，实践探索构建高职体育教学新结构的做法，以期更加有效地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提供保障。     

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化解——基于政府、用户层面的分析

第三方支付是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发展,将直接决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用户体验。然而,第三方支付市场在快速成长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的存在将导致该市场成长减缓、停顿甚至下滑。在政府层面,应鼓励互联网支付跨界创新、缩小互联网城乡普及率差距,加大科技环境的支持力度。在用户层面,应深化用户市场细分,制定差异化的营销策略;维护用户合法权益,增强用户信任;充分挖掘潜在市场需求,创新互联网支付与增值服务协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