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的历史与历史气候研究

寨堡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性聚落，其修筑的时间、空间皆与区域的战争形势有着较大关系。清代四川省由于多次大规模战乱，迫使乡民修筑了数以千计的寨堡。寨堡的命名主要可分为因自然地理条件和因人文社会因素两大类，前者包括地形、水文、土石、植物等，后者包括姓氏、寺观、神祇、嘉名、人物、神话、形象、纪事等。寨名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了寨堡的选址、用材、作用、历史、精神等内容。     

绿色技术创新对医疗卫生条件存在选择性偏好吗?

自由市场传统经济环境中绿色技术创新往往不足,什么因素更有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创新地条件是否会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偏向性影响,现有研究并未形成共识.利用2007—2013年中国1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以碳排放衡量非期望产出,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绿色技术创新,检验创新地特征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后果.结果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条件依赖且选择性偏好表现出异质性,即医疗卫生条件越优的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越强,且不同行政级别、不同富裕程度和不同地域的城市的医疗卫生条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不同.这可能源于医疗卫生条件更优的城市更有利于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能够正向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更利于城市朝绿色技术创新方向转变.     

人工智能:技术条件、风险分析和创新模式升级

本文从两个方面探讨人工智能(AI)伦理和治理.一是现有AI成果的技术条件——封闭性.现有AI技术的应用要求场景是封闭的,所以AI的强大能力并非完全通过自主学习而获得.本文研究表明,受到广泛关注的用户隐私等问题,源于行业规则滞后、传统设计范式的伦理非封闭性和长期效应的预测能力不足.二是技术应用的外部机制.目前主要依靠熊彼特模式,其先天局限性是诸多伦理风险的深层原因,并限制了新技术在重大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本文基于对熊彼特创新向公义创新升级的时代趋势的分析,提出构建公义创新动力机制的若干路径,并以养老产业为例,阐述公义创新在创造性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效能.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民族地区城乡居民对外来人员态度研究——以内蒙古、青海、甘肃、云南、新疆、贵州16个县(市、旗)为例

利用"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3)"数据,考察被调查点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态度,研究发现,78.76%的被访当地居民对外来人员持比较欢迎或非常欢迎的态度,但存在地区、户籍、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收入水平及年龄差异。进一步地分析表明,被调查地区城乡居民对外来人员不欢迎态度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而不是社会文化因素。     

博茨瓦纳共和国驻华大使访问福建医科大学

为推动博茨瓦纳大学医学院与福建医科大学的密切合作,博茨瓦纳驻华大使Sasara C.George一行三人应邀于2015年3月17日对福建医科大学进行友好访问。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郑祖宪、校长陈元仲等校领导会见了乔治大使一行。双方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在会谈中,福建医科大学领导代表学校对乔治大使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来宾介绍了学校人才培养、师资力量、学科建设、临床教学等相关情况。校领导表示福建医科大学与博茨瓦纳有着特殊的渊源。     

国际制裁的目的、条件、方式及其对中国参与国际制裁的启示

国际制裁作为发起主体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旨在说服或迫使一个国家停止参与不被接受的行为，达到惩罚目标国行为、削弱目标国实力、宣传自身价值观或表明本国立场的目的。相比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国际制裁具有低成本的特点，成为冷战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作为大国对外政策工具，实施国际制裁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如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力量对比、利益权衡和国内外支持等。根据不同的制裁目的和条件，制裁国可以灵活选择多边制裁或单边制裁、复合制裁或单一制裁、全面制裁或目标制裁等制裁方式。中国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已具备利用国际制裁来维护国际正义和本国利益的能力，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参与国际制裁。在制裁参与中，中国需要根据国家利益及本国国情，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裁执行机制，合理选择制裁方式，使国际制裁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一带一路”之亚投行贷款条件的设计理路

传统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性"的干预性和强制性特点,有违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之嫌,存在合法性危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标志着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的主要平台,亚投行贷款条件的合理设置关乎银行和借款国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国际法治的推进。当前,亚投行发布的《AIIB协定》和《AIIB主权支持贷款条件通则》是涉及贷款条件规定的两个主要法律文件,前者为贷款条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后者为贷款条件提供了选择性规定。在此基础之上,亚投行贷款条件应实现以"共赢"国际法为导向,兼顾系统性与相关性、自主性与灵活性、效果性与合规性,以规范其形式的发展理路,促使其向"善治"需求之"良法"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