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媒体与公众的多重互动:政务短视频的营销传播策略分析 ——基于丁真走红事件的个案考察

随着短视频的发展,政务短视频成为重要的营销传播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语境中,以藏族少年丁真的网络走红为例,分析了政府、媒体与公众围绕该热点事件呈现出的多重互动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媒体相互配合,线上线下联动传播;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政务号协同传播;同时,政府和媒体共同构筑了公众参与的话语空间,在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参与下短视频平台上形成了一种共创、共享的对话机制和传播策略.除此之外,基层政府在利用政务短视频进行营销传播时,还需要进行在地化的表达,维持常态化的运营.     

高校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头脑的“四重维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校传播的路径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基于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外力引导、优化宣传阐释、转变工作模式的路径视角,提出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头脑”要着力把握好学习的“自觉性、长效性、渗透性、实践性”四重维度,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为高校科学把握思想内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提供长效机制。     

践行新闻原则的时空困境思考

本文从《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论述出发,从社交媒体发展、肯定性新闻与公民自治三个维度对新闻原则的时空困境进行讨论,探索新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与公民自治的可能性.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唐至明数目字人名的兴衰及其原因

对于同一世辈依其出生次序用数目字加以标示或称呼,这种现象早就存在.但直到唐代,以行第相称才成为流行风气,这可能与唐代嫡庶观念淡化而宗族观念增强的社会变化存在内在关联.但需要注意,行第不等于名字,唐代真正以数目字为名者为数尚少.从宋代到元代,以行第相称的风气逐渐消退,但随着宗族意识和宗族组织的进一步扩展,行第所用数字较唐代却明显增大,同时以数目字为名也变得日益普遍.明朝建立后,或许受到清除"胡俗"政策的影响,数目字人名明显减少.自明代以迄现在,数目字人名仍然一直存在,但已经不能视为一种流行习俗了.     

"学习强国"融媒体平台的功能优化与价值重构

目前,"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机构优化、集成创新、跨界融合等方面虽有一些成功经验及创新性做法,但仍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在发展中去解决.文章立足"学习强国"融媒体平台的价值构建,从多层面进行思考.在功能优化与价值重构上,文章认为既要构建圈层,又要重构场景;既要技术驱动,又要创新话语;既要动态管理,又要有机制和政策保障,从而多维度、多角度联动构建,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媒体融合视域下党媒联动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探究

当前,党媒联动发挥了党媒的优势,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力,也使党媒的传播形式有了变化,即高水平、高层次的采集单次化和传播多元化的全媒体传播.但是,当前党媒联动还存在一些问题,探究媒体融合视域下党媒联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尤为重要.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决议对外效力的立法安排——评《民法总则》第85条、第94条但书

《民法总则》第85条与第94条两个但书在立法上首次涉及决议的对外效力问题，但欠缺理论基础与体系性关照，还存在诸多问题。理论上决议对外效力的作用方式是影响代表权或代理权，也唯有此等决议才有相对人的信赖保护的问题。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在决议有效或效力瑕疵时都会产生，在规范适用路径上必须回归已有的信赖保护规则。就此现行法已提供完整的信赖保护规则，且相互之间存在差别，无法提取出共同规则，因此不应在总则中以“公因式”的方式规定决议的对外效力。立法论上，这两个但书应删除；解释论上，这两个但书应作为不完全法条配合现有的信赖保护规则一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