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观疏解

20世纪以来国粹派、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不断举起“文化民族主义”的旗帜,试图在争取国家独立富强的同时,发扬传统,重建起独立的民族新文化。钱穆的整个学术活动,就具有这样的时代和文化流派特征。厘清了钱穆“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线索,实际上也就抓住了其整个学术路向演变的主脉。     

试析钱穆史学思想的特点

钱穆史学思想有几个特点:一是学术研究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论、“史心“论、“古史层累地遗失“论。二是“以天下为己任,经国济世“的精神。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史观“、“生命史观“、“变化史观“、通史观念等理论。     

青年时代的钱伟长

钱穆对侄子的影响 无锡梅林的东面，有一个叫七房桥的村落。它因钱氏祖先在这里建造了七座大宅，并有一桥将啸傲泾两侧的七房骈连而得名。1912年10月9日，钱伟长就出生在这里。按照乡间习惯，长子出世，照例由父亲取名。但其父钱声一谦让着非要弟弟钱穆给儿子起名。钱穆为此颇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取了个学名“伟长”。钱伟长5岁时，钱穆已经结婚。     

钱穆与中国古史考辨

2 0世纪初实证史学思潮勃然兴起 ,生于潮流中的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 ,在 2 0世纪实证史学领域占有重要一席。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为其考据成就的代表之作。对先秦学术系统的清理 ,对于中国学术走出经学时代 ,均有重要意义     

浅析钱穆教书育人的特点

钱穆的教学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寓教于乐,不拘泥于课堂不拘泥于教材,他讲课注重知识性、趣味性与思想性,在转化学生方面极富"心计",效果极佳.本文借助一些具体个案,梳理出钱穆教书育人的几大特点.     

钱穆读书三得

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自成一家之言。从凡人到宿儒，是由于他读书开悟得道。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述而不作”中的“天人合一”思维——以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为例

"述而不作"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特性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具有丰富的学术意蕴,更具有深厚的道德意蕴。这个思想与中华的"天人合一"思维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述而不作"不是不要作为,而是不"妄为",这正是"天人合一"思维在学术领域的体现。钱穆是20世纪学通四部的国学大师,他的很多著作都离不开"天人合一"与"述而不作"。透过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能加深对"天人合一"与"述而不作"关系的理解和对中华文化特性的把握。     

钱穆先生治学方法的三点特性

钱穆先生是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界极负盛名的大师之一,其所著《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数十种,俱为享誉中外的学术名著。钱先生治学方法具有扩散性、内聚性和时代性三个显著特点。扩散性是指治学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对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内聚性是指对各类原始文献资料的深入钻研,而时代性则指读书与著书立说时所富有的经世精神。其学术思想归宿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学术生命与中国文化生命融为一体。     

钱穆的中西文化观

钱穆认为,地域广袤、水系错综极易使农业耕作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中国农耕文化,而西方商业文化则产生于一个地域狭窄、水系单一的自然环境之中。这就直接导致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如"安、足、静、定"和"富、强、动、进"的本质区别。在进行中西文化及文化史的比较中,钱穆旨在揭示弘扬民族文化之个性。最后他认为,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出路应是自内生成,即在"据旧"下不断"开新";世界文化则应在"集异建同"下以图共同改进,即在"殊途"中趋于"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