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寻根：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

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与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1980年代那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在新世纪已面临困境。少数族群书写回到地缘与文化上的边缘地带,却发现“根”已流失;他们反抗现代性普遍经验对少数族群的规约,但抵抗式写作却可能伤害叙事的复杂性;而主流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在少数族群书写中也都存在洞见与盲视。     

仡佬族《叙根由》：独特的民族古歌

《叙根由》是仡佬族民间一部独特的创世史诗,流传于贵州境内鸭池河上游六圭河畔的仡佬族雅伊支系中.同其他民族的创世史诗相比,这首史诗内容构成复杂,内容与内容之间,有主附之分.仡佬族《叙根由》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主要是仡佬族人民以超荐亡灵的仪式为平台来传播其传统文化造成的,它是仡佬族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方社会经过战后初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兴奋期，逐渐转向各自民族经济、文化发展道路的探寻。到1980年代，随着“冷战”世界格局的解体和“全球化”的世界发展趋势，东方各国的民族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关注当前民族文化的建设、反思现代民族文化发展路径、清算殖民统治的文化后果、确立新的民族自我为核心内容的后殖民主义思潮成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体。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

都市民俗是在都市环境中蕴育形成的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及语言民俗等。在20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都市民俗形成了其特有的兼容并蓄的特点。对上海都市民俗的文学书写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的“异质民俗”书写、40年代新市民作家的“日常民俗”书写,以及80、90年代当代作家的“民俗寻根”书写等阶段,从而建构起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都市民俗文学书写的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民俗的文学创作承传也积淀着作家个人的文化情结与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与价值。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我是谁?”:汤婷婷作品中民族属性的建构

华人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五代虽然取得了合法的美国公民资格 ,仍不得不面对“他者”的现实生活 ,经常受到“我是谁 ?“我从哪儿来 ?”等问题的困扰。在其《女战士》( 1976 )、《中国人》( 1980 )和《猴行者》( 1989)三部作品中 ,汤婷婷反映了种族问题以及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造成的华裔族群的“他者”感 ,从而强调了民族属性的重要性。汤婷婷试图透过历史 ,再忆传统文化 ,找回并重建华裔美国人的种族记忆 ,以此界定华裔美国人的民族属性。本文拟就牙买加裔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后现代属性理论探讨汤婷婷如何在其作品中书写自我 ,如何运用独特的表达方式建构华裔美国人的民族自我。     

中国文化的“共生”精神（下）

中国文化的“共生”精神（下）李禹阶三、“共生”文化的特点由上可见，在“共生”文化氛围内的人类历史活动与社会心理，建立在“类”的整体关系和结构系统上。这些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艺术的历史活动与社会意识诸般表现，又构成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对民族历史...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文化思想比较研究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20世纪重视文化建设的三位政治家,毛泽东同志毕生关注着中国的文化事业,从“文化书社”到“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始,以“文化”终。邓小平、江泽民的文化思想从大的层面来说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部分,其理论框架与毛泽东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的,而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每一时期领导人的文化思想又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剖析了不同历史时期领导人文化思想的特征,对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从“边塞”到“上游”:近代兰州黄河景观主题的演化——兼论中国景观史研究的一个方法问题

景观形成某种主题的过程，可称为景观文化过程，观看与书写活动是其中重要环节。兰州作为黄河与城市共生的代表，其黄河景观具有承袭自明代边疆要塞的景观实体；清代政治精英通过限定观河视角及题咏文体控制景观的观看与书写活动，使早已深居版图腹心的黄河景观主题长期保持边疆性。晚清民国时期，观看环节中日益多样化的观河视角以及新工具照相机的引入，消弭了兰州黄河景观边疆性的视觉基础；书写环节中“照片+白话”的书写方式挖掘出水车与皮筏，并通过报刊传播成为公众熟知的黄河上游典型景观要素；与近代水土保持事业关系密切的沿河荒山绿化，赋予兰州黄河景观主题以流域性的整体意义。虽然景观实体更新有限，近代兰州黄河景观主题仍实现由“边塞”向“上游”的转移，近代化要素主要在观看与书写环节中起到推动作用。透过景观文化过程各环节，历史景观所承载的丰富信息得以在微观层面充分而明晰地呈现，或可为景观史研究提供某种新路径。     

诗史互文：史传与史诗功能的侧重与互补

世界几大原生史诗的诞生都与游牧文化有直接关系。游牧民族的口传叙事文学通过相邻定居文化的书写技术得以流传,或通过殖民地扩展,把史诗的基因植入了定居文化,使史诗得以生长。汉族的史传和其他民族的史诗体式不同,但完成的文化功能相同。     

邓小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繁荣民族文化的方针继承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本观点;同时,对毛泽东关于文化对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以及文化统一战线等理论作了切合时代需要的发展,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国两制”等理论。毛泽东文化思想与邓小平文化思想分别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里程碑。     

民族凝聚力界定

民族凝聚力这一特定概念所指涉之民族不是习惯上理解的广义的民族即文化共同体，也不等同于斯大林界定的狭义民族，而是民族社会机体或组织态文化共同体，是构成民族的全体成员以特定的历史形成的方式组合而成的人际、群际关系系统，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日常关系与文化关系等４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民族凝聚力即该民族关系系统的综合结构功能，它可以通过考察与构成民族总系统的４个子系统分别对应的经济依存度、政治参与度、人际和谐度与文化认同度等４个指标来进行描述。     

论《废都》《白鹿原》性叙述中的性别政治

1990年代以来活跃在性叙述行列中的作家,除了钟情于都市生活的青年作家,还有贾平凹、陈忠实等执着于乡土写作的中年作家.贾平凹为那些深陷在消费文化“废都”里、而且被消费文化“废掉”了政治话语权力的精英知识分子或者说男性文化英雄量身打造了一个性神话;陈忠实在“白鹿原”上为践行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人君子建造了一座性道德丰碑.与1960-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相比,性在1950年代作家笔下牵连着更多的历史与现实,绝不仅仅是单纯谋取快感的消费品,而是历史与文化的多重象喻.不过,他们的作品也沾染了消费文化时代的性狂欢印记,其笔下的性叙述也透露着男权文化的性别政治.     

文化史诗:“寻根”途中的收获与遗落

作为 2 0世纪 80年代“文化寻根热”的有机组成部分 ,杨炼、江河的民族国家和历史文化想象 ,廖亦武、欧阳江河文化才情的纵横恣肆及令人生疑的“跟风”者蜂拥而上的造访 ,使得绵延不绝的文化史诗具有了鲜明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绝非现代主义的另类出演     

英雄史诗《华抱山》礼赞

无锡流传400年的《华抱山》，是“中国四大英雄史诗”之一，叙唱华龙根、华抱山、华龙龙三代英雄史迹。它具备史诗特征：抗击封建王朝、官府和地主势力，前赴后继，悲壮激烈；英雄形象具有神话色彩；史诗传承之庄严性，吸引众多学者探讨《华抱山》之史诗特征与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华抱山全集》出版有两大功臣：传唱者华祖荣、搜集整理者朱海荣。     

河湟民族走廊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作为“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河湟民族走廊是将中原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亚区域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而该走廊与中原的“一体化”成为其发挥连接作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作为“走廊”,河湟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成为推动其与中原“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河湟更具包容性的“性格”特征成为该走廊与中原“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当我们看到中原王朝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周边地区进行整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周边地区通过制度、礼仪、传说、信仰等主动建构周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此同时,由于河湟民族走廊内部社会经济文化复杂而多元,又形成了其与中原“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     

论“主旋律”文学的价值取向

“主旋律”文艺(包括“主旋律”文学)的提法,首见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其意指代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正统价值取向,以发挥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为主要意图的文学作品.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一元化的政治社会理想逐渐被淡化,“精英意识”日渐式微,多元文化格局也已经形成;在文学艺术领域,1990年代之后,“削平深度,消解意义,主体零散,距离感消失”[1]的“后文学”实践和理论业已成势.在前述的总体背景与语境下,“主旋律”文学,应该适时弱化过度宣传和集约、强制的“霸权”姿态,与民众拉近距离,以亲和力而非强制力使“主旋律”与“多样化”融合无间,打成一片,以市民社会喜闻乐见的形式行使民族国家的“文化权力”.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诗经》是中国的史诗

世界上,象我们这样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华民族,不能说没有我们民族代表的史诗,虽然没有长篇巨著,但短篇的史诗还是有的。在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最足以代表的就是《诗经》,尤其是《诗》中的《雅》和《颂》。一个民族代表的史诗,不应以篇幅的长短来衡量,而是要以内容的价值为尺度。《诗经》的文字篇幅虽然简短,但正是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特殊类型、特殊的风格与体例。这是不能和希腊、印度及东西其他民族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氛相比的。《诗经》之所以能作为我们民族的“史诗”;是因为它夹杂的荒唐神话比重小,也就是说其他民族的史诗,是以神话为主体,事实次之,而中国民族的史诗则以事实为主体,神话次之,这就是独具风格,与众不同。因为它能真正反映我们国家民族的起源和发展的最早情况。在《诗》的《雅、颂》中:极大部份材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它是了解我们的民族在古代社会文化发展中,最早最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的典籍宝库,是具有崇高的历史价值,无愧为我们民族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