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中的亚里士多德《诗学》

考察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真实关系，对于重新审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欧洲诗学理论大多表面上强调复归亚氏《诗学》,其问题框架、术语范畴甚至一些显白说法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亚氏《诗学》,但实际上对亚氏《诗学》进行了误读式的重构。这种重构大体可归结为：以自然创造论取代行为摹仿论；以双重目的论取代目的等级论；以道德感化论和生存感觉论取代灵魂净化论；以形式整一论和情节丰富论取代行动统一论；以诗歌至上论取代诗歌哲性论。以此方式，16世纪文艺复兴诗学背离了古典诗学，开始走向现代诗学。     

李白诗学理论探析

李白将其诗歌主张、诗学观点贯穿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本文以《李太白全集》及众家评论为基础,从李白的诗歌理想、诗歌渊源、诗歌美学、诗歌境界等方面入手,探究李白的诗学见解与主张以及在诗学批评中所具有的独特审美情趣。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宋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陶渊明论

宋代诗学批评对陶渊明极为称扬 ,最早多方面地对其予以了论评。主要表现在 :一、针对陶渊明为人襟怀情性、是否悟道、因何归隐展开了辨析 ;二、对陶渊明作诗态度、诗作用语及诗歌审美特征、风格等论题进行了论评。它较为完整地建构出了后世诗学批评陶渊明论的视野 ,导引了后世诗学批评陶渊明之论     

宋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陶渊明论

宋代诗学批评对陶渊明极为称扬,最早多方面地对其予以了论评,主要表现在:一、针对陶为人襟怀情性、是否悟道、因何归隐展开了辨析;二、对陶作诗态度、诗作用语及诗歌审美特征、风格等论题进行了论评。它较为完整地建构出了后世诗学批评陶渊明论的视野,导引了后世诗学批评陶渊明之论,奠定了后世陶学论的基础。     

王若虚的诗学观

王若虚是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其诗学观点可分为原理论、创作论、欣赏论、批评论四个方面。王氏论诗,贵天全、自得,倡以意为主;主张诗歌创作要巧拙相济,词达理顺;欣赏诗歌时戒忌迂拘末理,注重玩索诗味;在评价前代诗人时,他推扬苏轼,贬抑黄庭坚,而贬黄的目的在于批评金代李纯甫一派“尚奇”的诗风。     

论李东阳以声辨体的诗学思想

明代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从声律形式的角度来探讨诗歌的本质特征,是我国古代较早开始探讨古体诗声律问题的批评家,尤其是他的“以声辨体”的乐府诗论与乐府诗创作,是对宋代以来诗学批评过于注重义理说教的理性化倾向的反拨,是明代诗学辨体理论发展的产物,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论李仁老诗学批评的逻辑体系

朝鲜高丽中叶的诗学家、诗人李仁老，其诗学思想虽看似散乱无序，但在他的《破闲集》及其他文献中，对现今的诗学理论所孜孜探究的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文本论、批评论以及有关文学的发生发展等问题，都早已有所论及。这不能不说明李仁老诗学批评思想的体系化特征。同时，李仁老的诗学主张偏重于感性直观，以经验积累形态为主，言简意赅的评点随笔多于长篇大论，形象性的阐释多于抽象性的概括。这深刻体现了东方诗学的典型品格，在朝鲜古典诗学发展史上，影响颇深。     

格调诗学传统与朱光潜现代“声律批评”观的建立

以声律为纲,以情趣和意象为目,朱光潜诗学理论具有十分浓厚的“音律中心论”色彩.然而,这种声律诗学明显受到传统诗学特别是明清格凋诗学的深刻影响,表现在批评实践方面,就是其在格调诗学因声辨体、以声论调、沿声求境的传统方法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音律本体”的诗歌批评与鉴赏原则.其因声感人的影响观、以声辨体的文体观、由声论调的欣赏观以及由声论境的境界观等等,就是这种“声律批评”观的具体表现形式.朱光潜继承格调批评传统的内在动力在于对新诗形式失范的焦虑,其声律批评是古今诗学贯通的一种带有建构性的试验,对于中国新诗批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向传统诗学的回归——以刘咸炘诗学研究为中心

民国时期，在新旧诗学交替过程中，巴蜀诗学依然保持着传统诗学的传承。这种传承是通过巴蜀学人对传统诗学的坚守来完成的。刘咸炘的诗学思想是民国时期巴蜀诗学史上传统诗学传承的一个缩影。刘咸炘诗歌理论回归于传统的诗学观，倡导温柔敦厚的诗教论，提倡学习汉魏诗歌，延续汉魏风骨的诗风。作为传统诗学的捍卫者，刘咸炘并没有表现出对新诗创作的反对，他对新诗的创作，不是避而不谈，而是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去认识和理解。刘咸炘创作的古体诗融入通俗语，反映时代特征，体现了当时巴蜀诗坛旧诗人在新旧诗体的交替过程中坚守传统诗学、努力为旧诗的发展寻求一条新的道路的追求。     

《唐诗品汇》与四唐分期说的确立

明初诗学批评家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也是以评选结合方式来体现自己诗学批评思想的重要的诗论著作。尤其是其唐诗分期理论,在广泛吸收唐末以来唐诗分期学说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四唐分期说,显示了唐诗分期的批评史意义,对明代唐诗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中国美学和诗学的重要建树

《二十四诗品》是盛唐诗歌各种美学风格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司空图对诗歌艺术多样化的审美追求,是盛唐诗人的审美理想在诗学理论上的集中反映,它所描绘的二十四种诗歌风貌,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诗歌的意境创造,对唐以后的美学和诗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十四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在理论上已经步入成熟。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论台阁作家宋文观和宋诗观的错位

明初台阁作家和典型台阁作家的宋文观和宋诗观存在着异常的"错位":他们对宋儒宋文极尽褒扬,纳入文统的重要位置;而对宋诗则或漠视,或否定,态度全然不同.至其原因,则既与于宋兴起的鄙薄宋诗的风气有关,也与台阁体作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有关.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

元代前期 ,北方诗人偏重纪实言理 ;由南宋入元的方回等人继承南宋诗学 ,形成了众多的流派 ;戴表元等人对宋、金诗学的流弊进行反思 ,提倡宗唐复古 ,赵文等人却强调写性情之真 ,从而形成了师古与师心两种倾向。元代后期 ,诗坛上形成了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和以刘诜等人为代表的师心派。元人推尊唐诗 ,出现了研究唐诗的专著 ,对诗格、诗法的探讨一时也蔚然成风。     

论初唐骈体诗序的艺术成就及其缺陷

初唐诗序以四杰与陈子昂为代表,将六朝以来的骈体诗序推向了艺术高峰,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写景整饬流丽、境界开阔;刻画人物肆意铺排、神采飞扬;大量抒发人生感慨,富于文人气息;注重文气,骈偶中融贯散文的流畅自然;诗文交融,使文序具有诗的意境。当然,也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陷,如“序重诗轻”、格式雷同、用典僵化等,成为骈体诗序继续发展的障碍。     

船山的"英雄美学"及其对诗史的苛评

船山在对历代诗文和诗文作者的品评中,高标自许,少所认可,"诗圣"杜甫、"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均在讥嘲之列。船山对诗史的苛评,缘于他标举的"英雄美学",而此种"英雄美学"的标举,又与他重建社会文化秩序的自我承担和角色要求相关,这是诠释船山美学与诗学的根本轻路,也是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