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2006-2010年期间上市的所有民营公司为样本,探讨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成长的促进作用与机制,并通过细分国际化的维度,考察了在母国具有政治关联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在国际化战略层面提升企业价值的具体路径差异。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企业国际化对企业价值总体上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国际化广度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第二,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程度总体上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进一步发现,民营企业的母国政治关联对国际化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却显著地负向影响国际化广度;第三,母国的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国际化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与国际化深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于政治关联与国际化广度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第四,总体上,相对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而言,在母国已构建了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所实施的国际化战略更有可能带来公司绩效的提升。我们进一步发现,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短期经营状况的改善具有明显的作用;但长期而言,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国际化深度对公司的市场价值却并没有显著的提高。而在母国无政治关联型民营企业的业绩受到国际化广度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国际化深度对企业绩效却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民营企业在母国的政治关联对其国际化路径或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调节影响。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财务柔性储备的替代作用研究

 民营企业因普遍面临制度性歧视而加剧了其环境不确定性和融资约束，保持一定水平的财务柔性储备以及积极培育和寻求政治关联成为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多从现金水平或负债水平某一方面探讨与政治关联的关系，尚缺乏基于柔性视角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政治关联与财务柔性储备的关系。        基于2011年至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经筛选形成4 031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运用企业层面群聚调整的混合OLS模型，实证检验政治关联与财务柔性储备的相关性，借助2012年底反腐败政策集中出台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反腐败冲击对二者关系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在民营企业普遍面临制度性歧视背景下，政治关联对企业财务柔性储备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且政治关联度越高替代作用越强；反腐败的冲击显著减弱高强度政治关联对财务柔性储备的替代作用，但对于低强度政治关联反腐败的冲击效果不显著，可见反腐败的冲击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不同政治关联主体对财务柔性储备的替代作用不同，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董事长(总经理)政治关联的替代作用统计上不显著。        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但其面临的制度性歧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促使民营企业产生强烈的政治寻租动机，通过政治关联获得的金融资源替代企业的财务柔性储备。政府应减少行政干预，弱化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激励，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研究结果为减少政府干预、提高金融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等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同时发现本轮反腐败一定程度上具有从源头弱化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激励的作用。     

政府治理、终极产权与公司投资同步性

本文基于中国转型经济制度背景,以2005年-2007年间中国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能够激励和监督管理者做出基于公司专有信息的投资决策,而不是盲目地模仿行业内其他公司的投资行为,降低行业和公司层面的投资同步性。如果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较高,公司利益被政府或其他官僚机构侵占概率会降低,这会提高公司从信息采集中获取的期望收益,降低公司投资同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对公司投资同步性的影响在终极产权不同性质的公司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相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对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     

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

以1999～2001年沪深两市334个配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权益资本成本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干预对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政治关联整体上并没有影响国有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但考虑不同的政府干预程度后,政治关联在政府干预比较严重的公司能提高权益资本成本.另外,非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样增加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结果说明政治关联对多数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具有负面的影响.     

政治联系、银行贷款与公司价值

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以及制度环境差异对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银行贷款对企业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影响了银行的放贷决策,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2)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融资便利,构建政治联系是民营企业克服市场制度缺陷的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3)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背负的银行债务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能够发挥一定的债务治理作用,政治联系为企业带来的银行资金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本研究为加深理解政治联系对公司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财政扶持企业的发展不断壮大,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政府补助扶持企业推动了我国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的实施政策越来越深入,大部分大、中、小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地方政府或者国家政府的补助。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距今实行多年,其对于企业获取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报告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     

政治关联、企业并购特征与并购绩效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了它们的并购行为.政治关联企业实施了更多的并购,并购规模也更大.政治关联对并购的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政府对国有企业施加影响实现的.我们同时考察了政治关联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发现无论是以会计业绩还是市场业绩作为衡量指标,政治关联对并购绩效都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其并购绩效显著低于其它公司;并购了国有控股企业的政治关联企业因为并购而遭受的损失最大.上述结果说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源的错误配置,使得有限的资源浪费在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并购行为上.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本文的结论为非市场机制的危害性提供了证据.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来自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的数据

国外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财务业绩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对公司社会责任与非财务业绩关系的研究尚少.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为样本,研究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及利益相关者业绩的关系.得出结论:财务业绩对公司社会责任具有正的显著影响,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位和战略决定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     

市场化环境、企业家政治特征与企业政治关联

以市场化环境及企业家政治特征的视角,分析我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等制度环境深刻影响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建立。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对市场和企业干预程度越高、非国有经济发展程度越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越低和法律保护环境越弱的地区,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程度越高。研究还发现,政治关联型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其政治关联的程度也较高。     

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降低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吗——基于自我约束型治理视角的解释和实证检验

文章实证分析了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对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替代效应,发现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降低了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而且该效应随政治身份级别提高而加强;本文以上市公司违规概率、债务违约概率、审计意见严格程度以及操控性应计水平作为企业声誉及财务报告质量的替代,发现实际控制人具有政治身份、以及较高级别政治身份的公司,其声誉更好、财务报告质量相对更高;研究还发现,更具有关系资源优势的政府任职及金融机构任职背景没有降低债权人对于会计信息的依赖,具备上述优势的企业其违规、债务违约指标也没有得到改善.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对于会计信息债务契约有用性的替代效应,不是由于政治施压直接影响银行贷款决策,而是由于出于维护政治声誉和竞争优势目的的自我约束型治理,降低了债务契约风险.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内部控制、过度投资与公司信用风险

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投资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否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的这种风险管控作用是否因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检验结果发现,过度投资行为会显著增加公司信用风险,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但上市公司的民营性质会弱化内部控制的风险管控作用。表明在政府的推动下,国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果效,而民营企业的内控需要进一步提升以降低其发展风险。     

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企业风险倾向对比研究

文章旨在洞悉制度因素对企业风险行为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我国国有和民营上市企业风险倾向实证对比, 结果发现:(1)金融危机爆发前, 在整体层面和行业层面上, 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都更倾向于冒险, 且二者间的差距不断缩减;(2)危机爆发后, 不同目标水平情况下, 国有和民营企业风险倾向间的对比较此前出现了一定变化;(3)在高于目标水平情况下, 国有和民营企业的风险倾向均与前景理论的预期相悖。这表明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企业风险行为, 同时, 企业自身改革、发展水平, 以及所处的经济大环境也会对其风险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我国企业风险管理机制构建应立足改革与发展, 努力实现政府、企业和市场多方联动, 内外兼修。     

考虑决策者期望的企业R&D项目投资路径演化博弈研究

企业在对R&D项目投资时的路径选择行为受到决策者期望的影响。本研究在分析R&D项目投资路径及其决策者期望的基础上,根据政治关联性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构建了考虑决策者期望的企业R&D项目投资路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表明：民营企业是否选择最优路径的策略影响着演化均衡;对民营企业来说,初始投资额差异对该类企业选择最优路径的概率的影响完全一致;乐观决策者的数量、群体规模、决策者期望差异和初始阶段的投资额差异对两类企业选择最优路径的概率的影响程度不同。影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路径选择的主要因素是乐观决策者的数量、期望差异和初始阶段投资额差异。以上结论有助于企业和政府更好地进行管理策略实施。     

基于差异产品的外资渗透、私有化程度与社会福利研究

考虑到企业产品差异性、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外国资金的渗透等因素,研究了伯川德竞争情形下私有化程度、外资渗透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以及私有化程度、外资渗透对混合双寡头市场的影响。首先建立混合双寡头的伯川德竞争模型,得出伯川德均衡解,然后在社会福利最大化下分产品为替代产品和互补产品两种情形分别得出了最优私有化程度的解,进而分析了外资渗透（或国内控股）对私有化程度与混合双寡头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产替代性产品的企业进行价格竞争时,部分私有化企业为纯公共企业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企业国内控股比例的增加将增大最优社会福利;生产互补性产品的企业在价格竞争下,实行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并且国内控股比例的增加将降低最佳私有化程度,社会福利最大化下政府要鼓励产品多样化和减少国外资金的渗透。从整个社会和企业角度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策略为最佳策略。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Location Choice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I examine how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emerging markets affect the location choice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I argue that the weak institutions in emerging markets push firms to acquire the skills needed for survival in un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When they start their international venturing, such knowledge, skills, and capabilities will become their unique advantage, which makes them more resilient to red tape, nepotism, and corruption in the host countries. Using a sample of 143 outward FDI event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at home and firm propensity to enter a target market with weak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found robust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use of different estimation strategies. Further, my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effect of subnational institutions at home on location choice is more pronounced in private enterprises compar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importance of home country effects in location choice research and tests empirically the existence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政府补贴、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研发决策

本文将企业研发行为分为"是否研发"和"投入多少"两个阶段,就政府补贴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进行研究.理论方面,构建企业研发决策的两阶段模型,讨论了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实证方面,以中国工业企业为对象,选择Heckman两步法和2SLS分别处理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对来自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分类样本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所有权性质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别,国有企业面对优惠政策的倾斜和需要担负的社会责任,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概率较高,但由于特殊的产权关系和预算软约束等原因,缺乏扩大研发投入的动力;对于治理机制完善的外资企业和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私营企业而言,政府补贴的研发激励效果更为明显.     

定向增发企业多元化扩张对“SEO业绩之谜”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9年实施定向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多元化经营视角分析定向增发企业业绩下滑的原因。研究发现,定向增发后,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显著加深,且这一趋势在民营企业中表现更明显;定向增发企业在融资后的多元化经营行为会显著提高企业财务风险,并导致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大股东机会主义动机和管理层过度自信,是企业加深多元化经营的主要原因;定向增发企业通过多元化经营,更倾向于涉入非相关行业和产业政策所扶持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