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埙《隐居通议》“古赋”选评的赋学意义

元初刘埙《隐居通议》的“古赋”二卷,以盱郡乡贤辞赋为选录宗旨,以“风骨苍劲、义理深长”为思想艺术标准,既强调对国运、政治的关怀,又推重骚赋体式、悼亡吊古题材与“悲哀缱绻”情趣,兼具古赋文献与古赋评论的双重价值特色,从而先于祝尧《古赋辨体》成为元初古赋理论的代表,在由宋入元的赋论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

《古赋辩体》之后的元朝赋论大都深受祝尧"祖骚宗汉"复古思想的影响,不过他们对祝尧所论也多有补益,有的对其未曾涉及的领域有所论述,有的对其偏颇与矛盾之处有所更正,有的还扩大了学习古赋的范围。虽然这些赋论由于缺乏系统性,历来关注较少,但对于元后期辞赋的复古思潮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具有独特的价值,可视为对祝尧赋论的补充。     

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宋元赋学论

唐、宋、元三代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低潮期,研究赋的学者及其成果均不多,但对赋的认识评价曾出现褒贬两种不同意见。由于唐代科举考试需要,唐宋两代出现过专谈律赋创作声韵格律的赋格书。元代问世的祝尧《古赋辨体》是中国赋学史上一部很有价值的赋学代表著作,该书辨析古赋体制源流、评注历代赋家赋作,值得引起赋学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三块基石——《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探讨

<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赋、比、兴表现手法的本质,在于它反映了情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抒情手法.     

论明代赋学批评之演进

明代赋学,出于对唐宋以来辞赋创作浮靡风气的反省自拯,以及对元代祝尧等赋论家重情说的继承,复古重情成为当时的理论倾向,且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即明初重儒思想下的复古赋论,以前后七子等为代表的明代中期的复古赋论,后期复古派与反复古派的赋学论争以及对汉魏六朝赋的归依.虽然新义不是太多,但在反对前代唐律赋以律束情、宋文赋以理掩情的基础上,提倡“祖骚宗汉”以与时文相抗衡,引领了清代古体赋学的繁荣,在赋学批评史自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功绩与赋史价值.     

《古赋辩体》版本研究

元祝尧所编之《古赋辩体》10卷,是中国赋学史上的一部巨著.该书现今可见的版本有6种:明成化二年刻本;明嘉靖间3种刻本(熊子修刻本、康河刻本、苏祐印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本文对这6种版本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文字比勘,认为成化本是现存诸版本之祖本,该本据祝氏家藏稿本刻印,文字准确,内容完整,可以校正此后诸版本之错讹,并且能够全面反映祝尧的赋学观念与赋学成就.四库全书本对祝尧原书有所删削,十分可惜,但其中文渊阁本文字可靠,书法隽秀,使用颇为方便;而文津阁本则错误较多,其价值远在文渊阁本之下.     

元明两代赋论述略

元明两代,以祝尧、刘埙、王世贞、胡应麟、陈山毓、张溥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十分活跃。元明两代赋论,以“祖骚宗汉”的复古理论倾向为主流,而与当时的学术及文学思潮相联系,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风貌,在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赋学研究述评

清代赋学是对此前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对赋学史上的诸如古、律赋之争等重大的赋学理论问题均作出了理论阐发,并建构了富有体系的律赋理论与古赋理论。回顾评述清代赋学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清赋研究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本文主要从国内与域外两个层面,从20世纪初至80年代及80年代以来两个时段对清代赋学研究进行考察。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非经典性古典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以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释为例

在今人以当代视角重构和转化经典传统文论的大环境下,许多"非经典"文论的理论价值也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释即是其中一例。李说在当代受到关注的原因,主要是其在文学创作的审美功能和发生机制等方面的认知和发掘,与今人的研说方向相适应,而表述的理论化倾向,也贴近今人的表述习惯。本文希望通过对李说的分析,为讨论非经典性古典文论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现象,提供一份个案参考。     

苏轼的"审丑"理论阐释

在关于"美"与"丑"的文艺理论中,"以丑为美"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命题。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苏轼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审丑"理论。苏轼的"审丑"理论形成于求奇尚怪的宋代,建立在他个人人生际遇、哲学观、文艺观的基础之上。苏轼的"审丑"理论从艺术本体的角度对"丑"所蕴含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的揭示,并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论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在六朝的演变

六朝是关于宋玉研究的重要时期,自晋至陈,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走高,论者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批评到揄扬的流变过程,并最终在刘勰的大力肯定下奠定了辞赋宗师的地位。随着文人对宋玉的推崇,其形象首次由楚襄王的文学侍从转变为绝世才子,而他所开创的经典文学意象在六朝文人笔下,也客观存在着一个由晋代悲秋到向梁陈女性题材创作集中的现象。导致这种流变产生的深层原因应是文学自觉向纵深发展的结果。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大多非关赋的起源的文体阐释,而更多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的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宋代文体学承前启后的地位和意义

宋代文体学介于汉魏六朝和明代两个文体集大成的历史时段中间,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这可以从文体学史、文体分类、文体批评、文体纂述体例等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总集编纂与文体分类密切相关,宋代四大文章总集中,有三部继承《文选》体例,《文章正宗》虽也以《文选》为参照系,但另开门径,创立了真氏四分法。这种文体分类方法不但在理论上普遍为人们所认可,在实践中也影响深远,历宋元明清不乏效仿者。宋代文体学的最大贡献是其文体纂述体例上的承上启下,这主要表现在类书中“文部”的纂述体例上。而宋代发达的文体批评则成为古代辨体理论的先声。     

任渊《黄陈诗集注》与江西诗派

宋代学者任渊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以俗为雅"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很深,在<黄陈诗集注>中,他通过对黄庭坚、陈师道所用大量典故的分析,展示了黄、陈对上述理论的运用之法,在宋代诗歌注释中有较高声誉.     

论宋祁的辞赋创作

宋祁是北宋中期赋坛颇为重要的辞赋家,其辞赋创作题材丰富、内容多样,囊括写景状物、怀人抒怀、议政论理等等方面,对北宋辞赋创作题材范围的拓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宋祁易感多情,他顾影自怜,伤悯人世,追求悲情的美,将伤时悲秋、时不我与、仕途偃蹇、畏嫉忧谗等等种种复杂因素交织而生的悲情淋漓尽致地诉诸辞赋创作之中,其辞赋作品于雍容典雅中交织着悲凉之气,充分表现了治平环境中的种种情态意绪,进一步拓宽了赋境。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