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诗英译的方法论研究

汉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汉诗英译是中国古典文学对外传播方面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但直到目前,不论是汉诗英译理论还是实践,都存在诸多分歧和问题,制约了汉诗这一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造成＂外译作品、内销为主＂现象频生。在简要分析诗歌翻译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了意境再现、典故异化、音步等度以及格律化的汉诗英译四原则,可望对汉诗英译有所借鉴。     

用接受理论统一古诗英译的标准

针对古诗英译标准存在的多样化问题,拟从接受理论出发统一古诗英译的标准,分析了接受理论的可行性,并兼谈辜正坤的多元互补标准,从而得出用接受理论指导古诗英译有利于深入了解翻译的本质、传播中国文化这一结论。     

从格式塔理论看卓振英的汉诗英译艺术

格式塔理论揭示了审美的整体性、统一性和组织性,对文学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卓振英在诗学范式汉诗英译理论指导下,通过总结其翻译实践并进行范畴化理论研究,构建了汉诗英译的理论框架。     

“化境”与中诗英译散论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之一,也是翻译讨论的焦点之一,由此产生过不少诗歌翻译理论。论文结合钱钟书"化境"论圆览中和的翻译思想,分析人类思维的"普遍核心"意识与诗歌可译性的内在联系,通过比较中外译者英译汉诗的策略和技巧,探讨汉诗英译时诗歌意象的传递和共享的途径。     

汉诗英译视域下译者主体构成分析

鉴于汉诗英译活动的特殊性,诗体研究和诗歌文化的内在系统成为考察译者主体构成的核心。从诗歌品质分析入手,不难发现汉诗英译的客观特殊性对翻译主体效能发挥存在显著影响,而译者的主体构成特征,或谓翻译者的能动素质,则从根本上决定了诗歌翻译的最终质量。     

功能主义译论视角下的汉诗英译

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将关注点辐射到了原作以外的译作以及译语读者,突出了译者在调节原语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关系上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试图运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中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原语文本类型和译文目的角度为出发点,以汉诗英译实践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为例提出了对于汉诗英译批评的一些看法。     

汉诗英译与模糊美学

在模糊美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诗翻译问题.首先从模糊羡的结构层次谈起,然后概括中国古诗在形式、意象和意境上的模糊美特征,接着探讨二者之间的关联问题,从而得出汉诗英译的原则应是尽最大努力保留汉诗的意蕴,保留中国文化底蕴中意境的模糊美,使汉诗英译达到传播中国精髓文化的目的.     

《登鹳雀楼》及其英译文的经验纯理功能对比分析

《登鹳雀楼》的英译文已有不少版本,关于汉诗英译的标准也是见仁见智,现今对汉诗英译的评论多从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运用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将《登鹳雀楼》原文及其四种英译文进行经验纯理功能的及物性分析,从而探讨汉诗英译的得失,并检验功能语法在语篇分析和翻译研究方面的可应用性和操作性。     

哲学阐释学视角下汉诗英译的“三美”原则研究--再现中国古典诗词英译意境美

从哲学阐释学视角出发,以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的诗《江雪》为例,分别列举三位学者对该诗歌的翻译版本,从“意美“”音美“”形美”角度分析三个翻译版本的优劣,进而论证哲学阐释学和“三美”原则在汉诗英译中的可行性。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以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和许渊冲的“三美”原则为具体标准,可以达到汉诗英译的完美境界。     

从汉诗英译到诗歌创作——论雷克思罗斯之“汉风诗”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是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诗歌翻译家。他译介了大量汉诗,翻译策略颇具创意。他的汉诗英译体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而且,雷克思罗斯十分推崇汉诗与汉文化,并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极富中国韵味的＂汉风诗＂。他的英译汉诗,尤其是创作的＂汉风诗＂,奠定了他在美国诗歌史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对美国现代诗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谈直译与意译

翻译理论界存在着两种“直译、意译”观，即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意译”及反传统观念上的“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其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忠实观，将直译与意译或者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二元对立的错误做法。     

后殖民理论中的“杂合”在文学翻译中的表征

近来,学者纷纷将后殖民理论中的“杂合”运用于翻译研究,发现文学翻译必然是“杂合”的,本文结合后殖民翻译研究中的“杂合”以及语篇微观实例进行分析,认为“杂合”的表征是通过词汇、句法和文化这三个层面实现的。     

“他者”解读——翻译的视角

“他者”是后现代翻译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文化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都对“他者”进行过不同的阐释。文化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弱势东方；而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女性自身。列举并评析几种代表性的“他者”论述，藉以透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过程，这对于当前语境下如何正确对待“他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翻译：从“说”到“做”从观念演变看西方译论的发展

以翻译基本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简要梳理了西方译论的历史进程。西方译论从以原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说”,到以译语为中心把翻译看作“做”,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现实的历程。这种转变不仅意味着翻译价值的重估,也意味着研究模式从“翻译是什么”转向“翻译为什么”。然而,目前的模式还不足以全面揭示翻译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层内涵和意义。为此,翻译研究应该坚持翻译的实践本质,把翻译看作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考察翻译与人类存在的多维关系。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重释钱钟书的“化境说”

通过比较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与西方解构主义的译论观点后认为,译界对于钱先生的“化境说”多有误渎之处,其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信”翻译观的反叛,隐含着翻译作为一种“调控性转化”和“后起的生命”的解构主义翻译观．比西方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学派更早地提出一种中国式的“解构”翻译思想,道出了翻译的本质,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和重新诠释。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什么是一首译诗？——以阿波利奈尔《米拉波桥》为例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行为,它的过程是＂动态＂的,因此显出其复杂性。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翻译行为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它必然会引入＂译者＂这一维度。在任何翻译中,译者总是决定性的,因为实践翻译这种＂跨语言＂行为的,不是别人,正是译者。研究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必须把＂译者＂放在＂原文＂与＂译文＂的中间地带,去理解它们之间的＂三角＂张力关系。     

翻译教学的伦理层面批评

由于受到传统翻译理论以及实践的影响,传统翻译教学中存在以脱离具体语境的、缺乏真实性的范例操练为主要教学方法的问题。以往的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实践的影响很大。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传统翻译教学在翻译主体、翻译素材和翻译教学方法方面均存在不足,为此应以学生和教师作为翻译教学的主体,平等对待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同等注重文学翻译和实务翻译。翻译教学应借鉴或采用"脑风暴法",也叫"工作坊法",以解决翻译教学中"谁在参与翻译教学""翻译教学以什么为素材"以及"如何进行翻译教学"的问题。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