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沈从文小说中的山洞意象解读

山洞是沈文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自然象征。山洞代表 “过去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山洞是死亡之地，亦是再生之地。作家对山洞死亡约会的“反复叙写”，凸显了爱欲与死亡的主题及其关系，也体现了沈从文的现代性。     

沈从文与他笔下的湘西世界——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沈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

沈从文为世人第一次完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神奇、浪漫、多情的湘西世界，从而也为中国的新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声部。湘西的文化特征和沈从文的文化秉赋是一种杂糅了当地的多种文化因素而又以楚巫文化为主的文化。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缺乏应有的理解”并且“始终与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就因为他以现代的美学观念对家乡的独特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态作出了苦苦的追寻与思索。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沈从文与湘西方言——兼论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

沈从文非常年轻时就离开其母语方言环境，出于一种自觉的“乡下人”身份认同，60余年语言面貌“湘西的根”未改。湘西根性的坚守，在创作上就表现为母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语言自我的不懈探求，并在其“湘西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形象。这是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独特贡献。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德鲁克的“实践人”之理性思考

人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德鲁克认为人性无善恶之分，只有在实践中人性得到不断提升和塑造，即“实践人”，并阐述“实践人”存在的三个纬度和几个特性。由于德鲁克的阶级局限性，“实践人”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德鲁克的 “实践人”为人性研究的当代发展拓展了新的思路。     

苗族“古老话”的法律文化价值探析

苗族“古老话”是研究苗族习惯法的一部“百科全书”,它记载了苗族习惯法的法律主体对公平正义的运用,从内容到形式、从意识到效果都体现了一个古老民族对法律文化的创造。它不仅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一致,而且创造了亦歌亦法的法律文化自觉的民间方法,传播了一种法律生态化的信息。苗族“古老话”对于中华法文化的价值和贡献在于：首先,在原生态的法律文化价值创造方面,它是我国武陵山区苗族古代习惯法的传承手段和文本载体;其次,在法社会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它是苗族社会土地制度、婚姻制度和解决内部纠纷的最权威的法律依据和裁决标准;再次,从法哲学科学思想的弘扬方面看,它是朴素哲学思想的表露,它反映苗族“事物生成共源根”的生存哲学智慧,是完整而独立的苗族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体质人类学和族群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过程当中，能否尝试以一种“整体观”的新思维来考察人类的发展过程？这是本篇文章重点讨论的问题。笔者强调从人类的“自然性”和“文化性”这二重属性上理解人类的本质。最后，笔者阐释了“体质是自然的体质，也是文化综合体的体质”这一命题。     

论沈从文“本真”生存与文艺创作的审美反思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为数不多、纯粹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其文艺创作以“本真的存在”为元话语，采用我思主体对本身的思考使其文艺作品成为社会公认的经典，而他本人却始终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在文艺作品具有社会性与作者本人站在社会对立面的悖论中，沈从文“本真”的生存方式消减了后者的独立存在，保留了前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反思性，捍卫着反思主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反思主体“本真”的存在方式在文艺创作实践上和思维范式上的体现，也是沈从文文艺创作的膨胀力和张力所在。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追寻-偏离-回归——20世纪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之轨迹

五四运动孕育和催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对“人”的发现和追寻中开始的。其间，由于中国在20世纪特殊的历史境遇，人的文学的几经偏离，许多时候文学对于“人”的背离甚至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在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背景下，对人的文学的全面回归，一方面，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并直接带来了文学的多元与繁荣；同时，文学过分的对于人性的“提纯”和人生“照相式”的表现，也使人的文学出现了又一种偏离。因此，在全球化、商品化的21世纪，人的文学将继续努力自觉地关注人、表现人、完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