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正义——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宪法从根本上保障人民权利

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宪法有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约束国家权力 ,规定其权限和程序 :二是规定公民的权利 ,即人民意志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体现。个人权利构成国家权力的基础 ,限制政府权力是宪法的直接目的 ,而保护个人权利 ,则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在我国 ,行政诉讼是实现宪政的重要保障。     

宪政语境下权利与权力调和的路径新探——通过法律实现社会和谐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是宪政制度产生的动力,当公共空间从个人的集合中产生出来,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从未停止过。然而这两者并非永远处于对立的两极,将和谐的理念引入法律的建构,可以通过法律既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又畅通公共权力的实施,从而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以权利为基点考察社会权力的形成与演变

从理论上说,权力形态经历了个人权力、社会权力到国家权力的演变过程,通过权利这个基点对这个演变过程进行考察,社会权力的形成与演变的规律就更加凸显。为了权利的实现,出现了个人权力的联合,即社会权力;为了共同体内全体人民权力的实现,出现了国家权力,即社会权力的特殊演变。     

税收：在权力与权利之间——一项基于两种不同国家观的考察

税收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从而国家就成了我们深入理解税收的最佳途径。对国家的认识不同,对税收及其彰显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作为两种典型的国家观,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作用,造成了税收中权力与权利的分离局面;而社会契约论则给予个人权利以崇高地位,形成了税收中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格局。     

在伦理与法理之间:一种古老权利的重新构造——家庭权法律问题初步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家庭具有维护家庭成员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双重功能,家庭权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个人主义理念盛行,家庭权中“权力性因素”弱化,“权利性因素”彰显,家庭在现代社会遭遇重大挑战。为发挥家庭在现代社会的重大作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家庭权相关法律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重构适合社会需要的现代家庭法律制度。     

简论自然法学对当前政权建设的启示

基于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之目的,从政治学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视角,研究自然法学与政府权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政府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同意"是合法性的前提以及政府权力必须有序运行三个内在法则,目的是使政府提高对正义、公平的认识,建设真正代表民意的法治国家,并且保证代表民意的法律能够得到如实的执行;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公民的自然权利受到宪法的严格保护;以限制政府权力为目的适当分权,并且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合理结合。     

“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建构中的内在张力

现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从比较政治视角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对关系非常复杂。其中,不但存在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而且国家权力内部之间的冲突和各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影响着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国家,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同步增长的正向关系。     

身体宪法学初论

现代宪法学对人性的认识由灵魂转向了身体,称之为身体宪法学。权利和权力是现代宪法学中两个核心概念,二者均源于对身体本性的分析。权利源于身体自我保存的欲望,具体表现为以保护身体和生命为目的之诸种自由;权力源于身体意志,具体体现为法律。权力是对身体自由的保护,同时也是对身体的控制。身体自由与身体被控制的双重性隐含着现代宪法学的秘密和困境,回归古典“灵魂照看身体”的伦理实践是抵制权力对身体控制的一种可能出路,也是现代公民真正赢得身体自由的希望。     

权利本位: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

权利本位是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逻辑起点。权利本位是以普遍赋权的方式通过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权利宪法化、地方法制化和具体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公民参与法律保障的立法模式。作为一种法哲学观念,权利本位观表达了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保障应当以权利为本位或者出发点的一种价值陈述,实现了传统社会义务本位模式和权力本位模式向现代社会权利本位模式的转换,包含着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现代化的功能取向。     

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改革——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关系出发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结构性互动说”为村民自治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村民自治改革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而且也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化重构。但村民自治改革作为一种内生的政治发展过程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要推行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多元化社会自治，建构市民社会的广泛社会基础；同时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权与国家公权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分，并为社会自治权提供侵权法律救济，从而在组织形态和权力形态上实现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性互动。     

称呼语转换的语用分析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称呼语最能反映语言的功能。不同形式的称呼语反映了交际双方所属的社会角色, 彼此之间的亲疏程度以及所处的交际环境。称呼语的转换有其独特的语用含义,它可以指示情感,人际关系,可以以言行事,还可以成为交际策略。称呼语的转换提示了交际双方社会关系的变化,受到情景,权势关系等的影响。     

著作人身权问题探疑——为促进著作财产权交易

在关于著作人身权妨碍著作财产权交易问题的讨论中,主张摒弃著作人身权制度的取消说和主张著作人身权进入商业流通的转让说虽不无可取之论,但因其主体论说无法自圆其说而不能解决问题.著作人身权虽与主体之间具有一定的可分离性,但这与著作财产权的可完全分离性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著作人身权进入商业流转有悖设权初衷,等于变相取消了著作人身权.应从现实国情出发,借鉴英、法等发达国家创设与改革著作人身权制度的有益经验,从而探寻重构著作人身权制度的路径.建议我国著作权立法在规定著作人身权不可以转让但允许适当放弃的同时,对著作人身权作出必要的限制,以利于著作财产权交易,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论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社群主义

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今西方社会中显现出的弊端越来越多,社群主义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思想在“自我观”、国家的作用、权利观念等方面与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并且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价值观、中立国家观、个人权利优先于社会等观点进行了批判。     

试论尊严与自由、权利的关系--生命伦理学维度

在生命伦理学实践中,没有对个人自由、自主、权利的保障,人的尊严价值观将形同虚设。自由不仅是人之尊严的依据,也是规避尊严受侵、提升尊严水平的前提条件。人的各项权利均根源于人的尊严。权利是实现尊严的基本手段。要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应当在无害于他人和国家尊严的前提下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向他们提供更加广泛而有效的权利保障。     

被遗忘权的本体论及本土化研究

欧洲早期权利形态的被遗忘权成为网络社会中的正式权利,得益于欧盟法院对“谷歌公司诉冈萨雷斯案”的判决。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可以概括为“不当的、不相关的、过时的”信息,其主要功能在于删除使信息主体社会评价降低的网络信息。被遗忘权本质上归属于个人信息权范畴,它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形态。在我国实现网络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被遗忘权保护的本土化路径,以应对网络社会中个人信息保护的新挑战。     

论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逻辑演进

我国社会协商民主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折开始,又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转轨而发展,进一步随着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换而走向成熟。由此推进了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形态实现了三次重要转变,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策制定为重心的自上而下开展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开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自下而上推动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发展,以及21世纪以来以公共治理为重心的政府与社会上下合力推进的社会协商民主形态的成熟。我国社会协商民主历史形态的三次演变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展开和中国化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且为世界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启示。     

试论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义利之辩,一直是我国伦理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坚持和大力倡导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权利边界、冲突及其衡平

权利内在逻辑上交叉重叠,使得在义务不确定、权利边界模糊之处易发生权利冲突,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体应有权利与国家政治权力的冲突、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因此,要以不危及政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不损害社会公正、不影响社会协调等导向确定权利边界,并将权利冲突控制并衡平在合法、合理、适当的边界内。     

基层社会的重塑——以新社区为基点

以房产利益为纽带的全新的业主群体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长为社会参与的主体力量,而因相同爱好而连接在一起的爱好者共同体则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涌现、超高速地增长。这些异质性很强、利益志趣完全分散化的个人,正在利用手中的选择权和网络的沟通力量,自主性地重新建设自己的社区。以房产利益和共同志趣爱好为纽带的新社区——“自主的社会领域”正在形成,我们的基层组织和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来自民间强烈的自主建设梦想家园的愿望,调整我们对社区的认识,以新社区为基础重新塑造我们的基层组织和社会调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