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弱化”的历史原因探析

当前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政治权力变迁格局中，宗族处于弱化地位。这种情况从历史原因来看,是由于中国社会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有国家的社会”,它区别于“无国家的社会”,“国家”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宗族因缺乏整合社会的功能而无法走入国家的体制之内,国家对于社会,有着强烈的干预意识和巨大的驱动力量。     

本期重点推介

宗族与民族社会专题当前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宗族问题是民族学社会学、乡村人类学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期一组论文从不同层面对当今民族社会中宗族的现状、地位、功能以及如何加强对宗族的管理等问题作了深入研讨。其中,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等通过对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提出了与学术界传统不同的新观点: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观点新颖独到,具有原创性;云南大学寇翔的“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认为,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清代"兄弟争产"诉讼中的法律与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兄弟有序”的伦理规范与现实生活中的“同室操戈”是并存的。而这种矛盾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兄弟之间的争产诉讼,在诉讼的形成与解决中,蕴涵了家庭、宗族、亲情、宗法等社会自发性约束机制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清代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原因。     

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

宋代乡、管、耆、都保等乡村组织均非自治组织,而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代表国家对乡村进行统治。乡村中的宗族组织、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和民间武装等民间组织也未达到自治的程度。宋代乡村社会不是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从几份契约文书看徽州宗族的社会调适

从现存的“清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吴永福立罚纸笔据”等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中期至民国初徽州宗族在处理宗族内部和族际问题时,调适缓解处置矛盾、维护宗族和乡村安定的一些社会实态。徽州宗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其社会调适和乡村社区管理是有力和有效的。     

宗族与汉人社会——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管窥

宗族是理解中国汉人社会的一个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理论模式探讨了中国东南部宗族的结构与功能及宗族与国家关系的内容，并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社会论”和非对称的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模型。这些宗族理论模型对我们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     

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四阶段虽外形各异本质灵魂却一致,均以“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惟神之道”的“神国”思想为共同本质精髓,天皇制之根本亦在于天皇的宗教“神性”与“神威”。这就决定各时期的天皇制及其神国思想均无不饱含着“天祖皇祖肇国”的“神武”尚武的军国主义精神与必然要素,因而不仅在近代,自古伊始,国家神道式的神国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天皇制亦早就是军国主义的源泉与温床。     

英语成语典故的文化特点及翻译

本文分析了英语成语中所体现的英汉文化差异 ,提出在英语成语翻译中首先要保证原文隐含意义的准确转达 ,在没有文化冲突的情况下兼顾形象意义和字面意义 ,并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正确译出原文的褒贬意义。由此出发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     

德国近代泛神论繁荣的精神缘由——以埃克哈特与斯宾诺莎为中心

近代德国一直流传着泛神论思潮,以至泛神论成为近代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精神生活的层面说,德国成为近代泛神论繁荣的沃土,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德国人浓重的理性与灵性情结。德国人是从事哲学理论的民族,也是注重灵性即内心生活并对此有着强烈执著与追求的民族。二是德国近代哲学的产生与源自埃克哈特的神秘论—泛神论及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     

《尼各马可伦理学》与《道德原则研究》伦理思想的几点比较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道德原则研究》是关于伦理学的两个经验性读本。但是,与休谟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哲学有着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质,这使得两人讨论伦理学问题的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之处,从而最终导致两人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着诸多可比较之处。本文在分析这两本著作的基本方法的异同之处的基础上,试图对两人关于以下两个问题的看法作些比较性的分析：一、关于理性在道德中的作用和道德评价的最终依据;二、对一般“法”与具体案例的冲突的解决方法。     

模糊学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的应用——从模糊化思维谈起

本文通过对模糊化思维,尤其是主动的模糊性认识的分析,提出了高校教育管理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新思维.并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给出了具有良好收效的模糊化绩效评估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