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理论与译者主体性

近来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越来越多,本文从国际金融大师乔治·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来讨论文本与译者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性,尤其是译者对文本的影响显得更为重要.并且,"反身性"理论所同时提出的"非均衡"观点也有助于翻译界来重新审视翻译的标准问题.     

文化翻译的三步走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我们在研究和从事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文化因素.随着翻译对文化的重视,"文化翻译"一词应运而生.译者要增强文化意识,面对原文文本时及时析出文化形态表现;处理文化形态表现时尽量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以及在转换具体的文化信息时要进行原文与译文双向变通三个步骤.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以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在跨语言的文学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最高标准是"化".由于语言、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原作进行文化过滤,使文学翻译无法实现彻底和全部的"化".正确认识文化过滤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译者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学翻译中的"化",也对我们以何种态度来面对外来文学和文化具有借鉴意义.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三个中译本为我们认识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长久以来忽视了翻译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译者。最近几年,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不少学者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主要是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的,指出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本文试图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译者主体性还体现在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确定等方面。     

翻译研究所预设的伦理内涵

解构主义消解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赋予译者解读文本的极大权利,这忽略了原文是由语言符号架构起来的事实。原文虽然是开放性的,但文本的主要叙事结构是固定的,不可以任意增删或者改写。对于译作的理解必然带有个人特色和时代特征。这是译者的创造性所在,也是不同译本和重译需要的基础。本文通过比较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原文意义、译者地位的不同理解,指出翻译命题本身包含着尊重原作完整性和译者创造性的伦理内涵。     

隐身于译者主体性后的"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理论中的"视域"和"视域融合"是重要的阐释学概念,"视域"由主体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等因素构成。在翻译中,原文作者与读者(包括译者这一特殊的读者)由于各自的"偏见"导致不同的"视域"。而"视域融合"是原文文本和读者一译者不同的"视域"彼此融合的过程和状态。伽达默尔对"视域融合"的阐述是哲学的、宏观的,本文则从原文文本和读者—译者的不同"视域"出发,廓清"视域融合"理论在翻译学框架中的意义,并重构其过程及结果。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空间

文学翻译需要创造,它的创造空间由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对原作文本的理解,对译作读者的考虑,译者自身素质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倾向决定.本文阐述了在翻译过程中的意义转换和填补空缺,译者在翻译时所考虑的不同语言所对应的文化、语言、思维、认知差异对于其创造的影响.作者同时指出文学翻译的创造空间对译者既是解放又是更高要求,因为文学翻译的创造空间是有限的,它不等于创作,应尊重原作的意境和思想.     

试论梁遇春散文译介与创作的潜在关系

梁遇春翻译过大量英国小品文,他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多重策略:以读者角度解读原作,以创造者角度传达原作,以研究者角度理解原作。译者的多重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交织的统一体。梁遇春的创作世界和翻译世界之间存在着潜在和显在的"对话"关系,他的个人话语的思想内涵、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体格式均主要来自他所翻译的英国小品文。对梁遇春及类似梁遇春这样译作并举的知识分子群的综合考察,可以了解和揭示外来影响本土化的复杂过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促进异质文化间的阐释与交流。     

作为元文本的翻译

波波维奇和霍尔姆斯的"元文本"理论对于翻译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根据"元文本"理论,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翻译是反映的反映,即翻译是一种元语言活动,翻译文本是一种元文本.将翻译看作是一种元语言活动可以揭示翻译的本质,为解决可译性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可以提高译文和译者的地位.     

译作文本旅行的陌生化图式

文章从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陌生化理论出发,在广阔的社会背景、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哲思层面,深入追问了文本从源语到译语的旅行过程,发现这一过程在"原作-译者-读者"三维一体的运动之链上所表象的是一个从原作到译作陌生化的过程.翻译的过程从译者和原作的对话出发,经过"协商"和"对话"之后,在译语环境里移植原作的思想文化和语言他者,到达读者对译本的接纳,恰好是"正题-反题-合题"的文化陌生化运动图式.     

试论功能翻译理论在旅游翻译中的应用

结合对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理的探讨,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汉译英的旅游资料翻译的实践活动,对功能翻译理论在旅游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译者在把旅游资料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不仅要对英汉两种语言有娴熟的驾驭能力,而且要有认识和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译者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删减、改译、补充说明等翻译策略,使译文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起到沟通交流的目的。     

《中庸》的多译本解读与译者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汉学家的《中庸》译本或享有以经解经的美名,或因用中国哲学话语翻译而著称,都获得了尊重儒学文本的称赞,但细审之下却发现它们在形而上学层面都有背离儒学义理的情形。反观辜鸿铭的翻译,表面上看似偏离了儒学概念内涵,或因直接引用西方思想家的章句而饱受扭曲中国文化之讥,但在儒学义理上却保持了与原文本的一致。这种差异解读可归因于各自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的共同作用。此外,辜氏用西方话语翻译儒经意在诉诸目标语接受者的文化经验,使儒学义理与目标语接受者产生文化共鸣。这是辜氏对译本目标语文化接受的历史文化关系制约深入思考的结果,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一个虚构的翻译隐喻：争夺文本意义控制权的斗争——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科斯托拉尼的小说中创作与阐释争夺意义控制权的场景》一文的评介

罗斯玛丽·阿罗约在《卡夫卡、博尔赫斯、科斯托拉尼的小说中创作与阐释争夺意义控制权的场景》一文中分别根据三位作家的小说情节,隐喻式地指出,在作家、读者、译者争夺文本意义控制权的过程中,读者与译者处于劣势的地位。此种观点．片面地将三者的关系对立起来,不符合文本借助读者及译者延续其生命的现实状态,尤其不符合文本借助译者在异文化环境中得以新生这一现实。必须尊重文本与译者之间和谐互生的关系,才有利于译学研究的发展。     

从关联理论看文化缺省在翻译中的处理方法

根据关联理论的观点,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语际转换。而译者的任务是寻找译文与原文在语言信息和文化信息上的最佳关联。其中,文化缺省是跨文化翻译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最佳关联原则对翻译有很强的解释力,可用来探讨文化缺省和翻译的方法,以实现原文作者的意图,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     

文化传达的翻译取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际翻译必然是介绍和传播源语所体现的文化,即文化翻译。翻译的目的在于实现源文与译文的文化等值。翻译不仅需要翻译技巧,而且需要有很强的文化意识和敏感性。文章对文化翻译提出了四种行之有效的途径,译者应该选择最恰当的翻译策略,以促进文化的交流。     

文学翻译需要文学理论

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类型,在质量标准上有其特殊性,而译者对于源语文本的理解和目的语文本的创造使文学翻译的全过程被置于文学理论的制约之中.基于文学翻译的固有特性,以及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与文本的关系及其创造性作用,文学翻译同样需要文学理论.     

顺应论：文学翻译的一个新视角

文学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来阐释源发语文化的过程,这种选择发生在目的语语言任何一个层面上,它包括语言形式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之所以能够对目的语语言作出恰当的选择,是因为目的语与源发语同样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的特点。翻译中的语境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使用目的语语言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语境会随着翻译过程的发展而变化。在顺应的过程中,译者必须使自己的翻译行为及思维运作顺应于源发语与目的语双方的认知环境,只有这样,他的译文选择才能确保不同文化之间交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语篇翻译与文化语境规约

基于语篇语言学研究成果的语篇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语篇翻译不再拘泥于语言形式,而是把视野扩大到语篇的语境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除了要考虑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外,还要考虑到涉及语言体系之外的各种制约因素,其中包括文化语境。由于语篇脱胎于文化语境,因此,文化语境对语篇翻译的规约作用与语篇翻译的全过程同在。     

语篇连贯的认知关联与翻译

连贯与认知关联关系密切。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关联识解原文连贯,构建译文连贯。连贯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显性连贯的衔接性强,翻译时可通过语码转换实现,而对于隐性连贯,译者需要付出更多认知推理努力,寻找最佳关联。在重构译文连贯时,译者既要考虑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同时还要兼顾目的语的特点和连贯规范,考虑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