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浙江生态环境领域存在问题及思考

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人民在生态环境领域取得了相对突出的成绩,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优良,成为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之一,但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源面临严峻形势、生态环境污染状况不容乐观等。为此,在未来浙江必须努力贯彻科学发展观,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逻辑起点,切实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进而建设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泸县生态环境建设之我见

生态环境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保持动植物稳定生长和自然状态平衡的有机系统 ,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不容乐观 ,从泸县的生态环境状况可见一斑。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基于能值分析的京津冀生态支撑区绿色可持续发展评价——以河北承德为例

用能值分析方法核算近年来京津冀生态支撑区的承德绿色GDP,得出绿色GDP占传统GDP的74.29%,说明其经济活动中付出了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系列能值指标的数值,并对2004—2011年相关数据进行比较、评价其可持续发展状况,测度后主要得出其可持续发展指数和可持续发展复合指数均有下降趋势,其生态环境负载率较大,产业科技含量较低,存在着资源浪费和破坏现象,不利于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京津冀生态支撑区作用的发挥。     

山西煤炭资源开发中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目前，人类面临着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危机。生态危机将成为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和最严峻的挑战，它也将不断演化成中华民族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的危机之一。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山西，在目前和今后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尤为严峻。要保持山西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即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好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问题     

“零”危机与“零”出路

“零”危机与“零”出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面临若干生存危机。在诸种生存危机中，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莫过于＂零＂危机了。何谓＂零＂危机？就是地球的各种有限生存资源，如果继续按目前的状况恶化下去，其中有不少资源迟早将有变为零的危险。例如...     

当代艺术教育的生态美育走向

当今人类社会正在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崭新的进程。技术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整体性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每况愈下，人类认识到开展生态教育特别是生态美育的重要。而艺术教育应帮助人们找回对自然的亲和力，协调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为当代人的生命召回“诗意”、回归自身。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保持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整体协调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国家边疆危机的本质所在

人类在地球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地球的生态环境及其资源,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同群体尽可能公正地享受这些资源。如今当地球上充满人类建立的国家且国与国之间以边疆为界的冲突普遍存在之时,那么边疆危机的本质就是越来越多的地球人口与越来越少的地球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人类必须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人类不因生态资源彻底耗尽导致不能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改善路径包括三个方面: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规律;克服人类文化创造中的缺陷;公正、公平分配和节俭使用生态资源。     

安徽省区域物流圈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

以安徽省为研究区域，从环境、物流和社会3个维度构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2011—2021年安徽省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分析并引入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预测，结合Argis软件进行空间差异分析。结果显示：安徽省生态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表现出增长趋势，子系统均处于增长状态，但各子系统指数增长幅度差异明显。物流系统指数增长幅度明显，社会系统指数变化幅度次之，环境系统变化幅度较小。评价状态方面：物流、社会子系统都达到成长区阶段，环境系统处在弱载区。区域的非均衡特征明显，皖中地区高于皖南和皖北，皖北城市上升明显，皖南城市长期处于弱载状态。     

全球生态危机试析

“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是对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地球自然环境(由土壤岩石圈、水圈、气圈和生物圈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组合而成)的总体反映。人类所创造的技术手段形成了生存环境的新的组成部分——技术圈。技术手段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使人类获得巨大益处的同时,却使人类生存的前提——生态环境——遭受到巨大的破坏,使生态环境陷入了多方面危机: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人口爆炸。问题的严峻程度足以达到使人类最终丧失生存条件。对这一危机的解决必须从总体上协调综合治理     

试论安徽省农村土地利用中的生态环境保护

农村土地利用与生态安全关系密切。安徽省农村土地利用中,局部不能统筹兼顾,致使域内可用地资源匮乏、植被减少迅速、水土流失加剧、动物多样性降低、湿地功能退化、土壤质量滑坡、土地污染严重。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意识不强、土地利用规划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村民环保积极性不高、部门管理不严、土地生态建设基础薄弱。为此,需采取牢记"惜土"国策,科学合理规划;加强理论研究,保障村民权益;创新工作机制,实行部门协调;加强生态教育,优化宣传手段;严守法律法规,激发全民参与;积极寻求方略,严格土地管理等措施有效应对目前的现状。     

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人类活动--中国环境史研究举例

自然现象的背后隐含着人类活动的影响.黄河水患和水土流失与黄河中游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黄土高原古代有森林生长,曾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周秦时期过度的耕垦和砍伐造成了目前地表支流破碎、沟壑纵横难以治理的景观.沙漠化这一自然现象也是社会现象,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结果.森林的人为破坏是造成降雨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环境史研究应立足于纵观人类与自然的角度,去探索自然现象背后的人类活动.     

论侗族对水资源的利用及其生态价值——以贵州黎平黄岗村为例

贵州省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的侗族乡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众多独具民族特色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如根据不同海拔、不同气候条件、不同土质、不同有害杂草的差异，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水资源利用方式，其生态价值在于维护森林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特别是水稻品种的多样性，抑制水土流失，延续传统稻鱼鸭生产模式，使该侗族社区的生态环境维持了较为稳定的良性循环，还能为珠江下流地区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基于公地悲剧的鄱阳湖生态保护研究

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和不合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原因,江西鄱阳湖区盲目围垦和酷渔滥捕等短期行为,造成了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发展缓慢等区域性的环境与发展不协调问题,对鄱阳湖区发展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基于"公地悲剧"的启示,本文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角度探讨造成鄱阳湖生态恶化的社会原因,探讨从产权界定、理清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的治理方案,继而解决鄱阳湖的生态恶化问题,最终从制度上解决鄱阳湖生态安全问题.     

株洲所辖县人居环境适宜性分析

在传统对人居环境评价方法的基础上,以数学模型为基础,结合Arcgis技术、AHP层次分析法,对株洲所辖县人居环境适宜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区域因素,炎陵县、茶陵县、株洲县受中心城镇辐射、带动影响较小,经济相对落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不完善,但生态环境、综合人居环境良好;醴陵市、攸县受区位、政策以及受中心城镇带动的良性作用,经济发展较好,但生态环境、综合人居环境相对较差。     

匈牙利土地利用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设计及其启示

虽然中国和匈牙利土地所有权制度不同,但二者存在共同的土地利用现状,即土地细碎和规模不经济,两国一样重视土地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分析匈牙利土地利用中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设计,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以资中国在土地管理制度的选择,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的完善,土地整理推进等方面借鉴,促进土地利用中经济有效性、生态合理性和社会承受性的统一。     

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法治之路——以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为视角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受自然生态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城市人居环境的优化必着力于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城市缺水及水质恶化、城市垃圾、大气污染是我国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突出问题.解决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法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应从切实加强环境立法、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全面强化环境法律监督这三个方面来将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伦理学基础

本文从水土流失的“二元性"探讨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二重性",认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符合传统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思想,人类要公平地生存与持续地发展在以水土资源为基础的生态环境中,就必须一方面对由于水土流失导致的破损生态系统进行补偿,维持和促进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水土保持生态效益的受益者和付出者之间、水土流失的造成者和受损者之间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目的与意义,以维护水土资源生态系统、公平合理地承担水土流失防治义务、享有水土保持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生态服务,共同促进水土保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生态环境犯罪刑法惩治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惩治生态环境犯罪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司法大数据对我国刑法规定的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情况、基本样态、核心成因与治理之策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研究表明,运用刑法手段惩治生态环境犯罪在我国取得了初步效能,尽管污染环境罪等典型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近年来处于冲高回落阶段;但由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与生态要素的交互在空间与密度上依然广泛与密集;基于刑法惩治所压制的生态环境犯罪发案与犯罪的原始动能之间仍呈现出一定的二元离散;部分生态环境犯罪发案显示出犯罪人基于生活利益而获取自然资源的客观情形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依然存在;提升刑法治理生态环境犯罪的效能尚需多方参与、多元共治、多维提升,从而努力实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质量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高质量发展。就微观层面而言,基于司法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等公共政策的影响,自2020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数量呈现出巨大下降。但需明确的是,此种下降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与暂时性,在本质上是由于人民群众基于居家不出而形成的。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常态化、精准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活动仍将与生态环境产生广泛交互,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普遍。为巩固生态环境犯罪的预防与治理效能,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相关的生态环境法律普法计划与生态环境犯罪预防治理计划,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宣传生态文明理念,对盗伐林木、滥伐林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采矿,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典型的生态环境犯罪的相关法律进行宣传;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鼓励通过发展替代型产业等方式,通过多元治理方式,切实使生态环境要素所在地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利益保障与生态环境的冲突减少到较低水准,从而从根本上降低生态环境犯罪的发案率,切实巩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基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调查,分析了生活垃圾对自然资源、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困境主要在于村民环保意识偏低,现行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村卫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垃圾围村"的严峻现实,指出:为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制度优势,进而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发挥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作用、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法律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