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自利性及其控制——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政府行为透视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政府自利性的膨胀必然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并危害公共利益.因而,应通过法律制度的控制,行政伦理控制、社会力量控制等方式来减少政府自利性行为发生.     

权责一致：异化与纠正

责任性是现代政府的基本属性,权责一致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然而,由于公共权力存在异化的可能和风险,势必导致权责失衡,产生权力对责任的侵犯或者责任对权力的回避,践踏公共利益,危及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人性的弱点与利益的驱动是导致权责失衡的客观因素之一。鉴于此,必须实施宪政,通过法律来制约权力和规定责任来保障权责一致,这也是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的必要条件。     

政府自利性与公开政府行为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具有自利性的属性,该属性决定了政府行为有寻机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和趋势。政府自利性的属性必然和政府为公益服务的目的性产生矛 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使政府的行为始终围绕公共利益进行,一种有效的对策是公开政府行 为。公开政府行为既有利于把政府自利性限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又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开政府行政行为必须上升为制度建构。     

试论政府自利性及其矫正对策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自我服务的倾向,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属性。政府自利性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政府自利性的膨胀会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发生偏差、腐败蔓延、政府功能衰退和政府合法性丧失等诸多弊端。矫正政府自利性的措施是建立完善的责任机制并努力使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结合起来。     

巩固和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自利性与合法性关系视角的思考

政府自利性是政府的重要属性,是与政府公共性相对应的一种不占主导地位的政府属性,主要表现为政府以潜在的或显在的方式追求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合法性主要指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政府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以及政府价值是否得到社会成员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合理的政府自利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驱动力,可以提升政府的合法性;不合理的政府自利性削弱政府合法性基础,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从政府自利性与政府合法性关系的视角,进一步探析了加强和巩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路径选择.     

论政府的自利性及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政府是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独立于公共利益的自身利益。政府利益的存在无疑会影响到政策的执行,进而影响到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立足公共选择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论证了政府自利性的存在,分析其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中的公共权力属性

国家作为政治组织在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以后,有着双重属性,即阶级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属性体现在行政权力上:其一,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的主体权力形式,行政权力行使的根本依据是公共性;其二,的确存在着总要摆脱公共性的属性。这决定了公共权力既可以成为谋取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也可以成为谋取个人或集团私利的手段。防止和遏制公共权力异化,必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从权力制约权力到社会制约权力的转变;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论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实现

社会公共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之必要与可能的前提性条件。也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基础。在法律中系统规定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方式成为我国立法中的重要问题。从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度其实现的逻辑前提出发，尝试从法学理论层面和法学技术层面探索如何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确定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构建公共利益实现的正当程序系统，架构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冲突中的利益平衡机制。     

政府行为的目标——对政府行为的利益取向分析

政府作为公共行政的主体,其存在的基本价值在于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把握,这就给政府行为偏离正确的轨道提供了可能.同时,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体之一,也是"经济人",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当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悖时,政府就可能为谋求其自身利益而侵犯公共利益,背离政府行为的最初目标.因此,处理好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行为的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灾害引发的社会风险对权力合法性的挑战及其对策

现代社会中灾害及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都具有社会属性,政府积极、有效应对灾害及其社会风险的能力是对其自身合法性存在的证明。"失效的组织"会放大灾害后果,引发社会危机,进而引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如何应对灾害、降低社会风险涉及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生活保障水平是应对灾害及其社会风险的有效途径。     

法律家长主义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家长主义中的＂强制性＂不再是外在影响力和威慑力,而是内在的权威、信仰和信任。通过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来树立法律在人民心中的内在权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宽容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从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与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区分与平衡入手,通过公法对私法的干预,构建经济法、垄断法等社会法的制度框架,确立法的社会利益原则。我们应当以法律对权力制约的态度、立场以及传统文化赋予法律的内在品格为基础,实现法律中立性控制、市场自行性调节、政府政策性平衡这三方面的和谐。同时,又要保证权力通过法律转化成权利中的程序正当性。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关系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公共利益的问题,而公共利益内部又孕育着政府利益,本文从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的相互关系开始分析,进而分析政府利益扩张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了克服政府自利性行为的有效途径。强调政府的根本职责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以实现公共利益,探索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与政府利益互惠与公正的基本路径,规避不适的政府利益对公共政策效果的影响。     

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规范探讨——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中心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在其行政决策中表现出行为指向的多元化、多方私益主体的博弈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能动性等特征,公共利益的审查将是有效实现对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进行法规范的基本边界.而从相关利益主体的私益诉求中提炼和升华出具体化的公共利益,则应是规范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的主要目标.为此,有必要在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的进程中拓宽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资格,构建多元化的利益代表机制,将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视为一个过程来审查其进程的合法性,并以一系列程序化的规范来动态地约束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     

“政府利益界定”研究与分析

学界专家围绕政府利益分别提出了五种代表性观点,即政府利益就是公共利益;政府利益是与公共利益相区别的政府自身利益;政府和公务员既代表公共利益,又有小团体和个人利益;行政机关代表公共利益,而政府官员则具有自身利益;剥削阶级国家的政府拥有自身特殊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代表公共利益。上述观点各有其合理之处与缺陷不足,未来政府利益的研究应在科学确定政府与公众关系的基础上,采用结构形态研究方法,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开拓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野,重视政府利益作用的研究。     

论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及其影响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府没有任何自身利益的论断应被理解为一个目标而非现实。政府利益是一柄“双刃剑”,其基本利益和角色利益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增进公共利益的前提与基础,其失常利益则冲破了必要的约束和界限,扭曲变形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个人利益。因此,应该确保政府基本利益和角色利益的实现,遏制失常利益的竞逐,在此基础上处理好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政府自利性:问题与对策

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与此同时,政府追求自身利益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由此可知,政府是具有公利性和自利性的矛盾统一体.当"官意与民意"相左、"公意与私意"背离时,政府的自利性与公利性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兼容,政府自利性的消极影响随之显现出来.政府自利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政府在承担其职能时将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而行动,从而导致政府实有职能的扩张和应有职能的萎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建立以报酬激励和晋升激励为导向的功绩制、以适薪养廉为依托的薪金制、以及以约束为基础的权力平衡和制约机制.即建立健全兼容的激励机制和高效的约束机制,是解决政府自利性问题的基本制度安排.     

集体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及其界定

集体土地用地应分为“公共利益”用地与“非公共利益”用地,集体土地征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我国的集体土地征牧立法,采用列举兼概括式方法界定公共利益更为恰当,并有必要确立比例原则,以抑制“公共利益”的过度扩张.同时,在认识上应对公共利益与政府自身利益、商业利益作必要的区隔.从农村土地利用规划、举办事业之认定到集体土地征收审批等环节,完善公共利益的界定程序,充分尊重被征地人的利益,并使公共利益成为权力制衡的结果.     

关于公共利益四种界说的思考辨析

＂公共利益＂在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常被误用、滥用的概念,对法哲学上现存的四种界说——＂私人利益总和说＂、＂国家利益说＂、＂社会利益说＂、＂目的价值说＂的思考辨析表明,单纯研究公共利益的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思维的误区,应当实现从＂概念导向＂到＂操作机制＂的重大转移：从单一判断标准,转向多重组合标准;从聚焦公共利益的概念,转向重视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从聚焦公共利益的判断,转向重视公共利益代表机制和保护机制的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利益清除中的政府回归——基于公共性重塑的讨论

利益集团是政治的一部分,但与政府的价值分离.在利益集团捆绑政府之后,基于公共性之上的制度一定会被扭曲,而扭曲的公共政策就难以获得普遍的支持.现代政府必须避免为利益所俘获,在政府与利益分离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分离.在此基础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经济利益进入市场而不是进入政府,让社会利益进入政治而非政府过程,从而切断政府过程与利益过程中的权力利润交换渠道,优化公共政策途径,重新塑造政府角色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