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法性与大国责任的变化

国际社会是由变化着的合法性原则构成的,而合法性的核心原则涉及国际社会合法成员和合适行为愿意受约束的责任问题。这种受约束的义务来自于国家的成员地位。除了成员国的一般责任外,国际社会还存在着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才能承担的特殊责任。特殊责任的分配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赋予了大国角色以合法性,并使其享有一定范围的特权和责任。同时,特殊责任的分配也是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它大致是围绕各国主权平等和大国特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的。虽然特殊责任的分配在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但它基本上按照合法性原则的要求确定。大国特殊责任的分配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平等原则与物质力量分配不平衡之间的矛盾,以更好地维持国际秩序的有序运行。     

国际社会与中国： 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

权力、合法性和责任这些概念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框架中才能得到准确理解。这种国际社会研究方法强调规范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是规范和物质权力互动的过程。责任既非权力的规范,也非规范的权力,而是两者的结合。责任分担是一种深刻的社会权力形式,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合法性实践。这个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中国崛起。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是围绕责任概念产生的。这种责任概念的内容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相互塑造的,而不是任何一方单方面决定的。规范的权力限制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它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制定规范的潜力。同时,从长期来看,权力的规范也同样有可能挑战现有国际规范秩序。可以预期,中国和国际社会能够在这一过程中相互塑造,且中国有能力成为国际规范的制定者。     

欧洲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制度因素分析

在当今社会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态势渐强的时代背景下,制度对政治秩序的影响不断加强并为人们所重视。制度由国家行为体为达到某种国家利益而形成,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反作用于国家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秩序的形成。作为世界政治秩序的一部分,欧洲政治秩序在形成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本文将就制度在欧洲政治秩序重建过程中的功能以及制度本身所受到的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宗教与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

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国际秩序,而这一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秩序.作为现代国际体系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与宗教密切相关,而对行为体有限制和约束力的国际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宗教也存在多层次的关联.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像教”社会——北魏兴佛与废佛的社会结构分析

北魏"像教"的复兴,如果只从需求上看,体现了佛教自身的需求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交互作用,是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结果。若从社会结构的高度上来看,佛教适应的过程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宗教社会的规则和资源之间的结合方式逐步调整的过程。显然这种调整不是随机和任意的,它受到社会权力秩序的制约和引导。所以,从外在表现上来看,造像行为在北魏时期是以宗教和政治行为的样态呈现的。但是,它的行为效果却并非仅仅体现在造像的塑和拆之间,其社会意义是复杂和深远的。     

国际政治理论与政治学中的权力学说:一种比较视角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权力来源于国家综合国力,目的在于保障国家安全,其规范性与合法性弱于国内权力,具有较为多样的使用形式。国际权力与国内权力差异根源于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场域差异,场域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国家权力:其一,场域的物质结构决定了国家权力在主客体、权力来源与目的方面的差异;其二,规则的效用与效力。国际社会中规则具有脆弱性,导致了国际权力的合法性、规范性受到削弱,进而权力的使用形式具有多样性。     

关于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探讨

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是现代国家不可也无法避免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政治权力合法性界定入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合法性理论的渊源,指出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对政治权力的认同构成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和源泉.合法性是一种没有权力的权力.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一个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合法性分析——以2003年美伊战争为例

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遵守包含理性选择和社会建构两种动力,这使得国家对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支持具有工具合法性与价值合法性两方面的含义。国家对工具合法性的追求比较简单明了,但是对价值合法性的遵守层次较高,其观察和分析也较为隐晦。然而,价值合法性是国际制度与国际法的本质所在,也是达成国家权力合法性形象的重要途径,对其无视甚至践踏会引起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不满。本文的目的就是利用国际法意识形态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分析2003年对伊战争后美国权力合法性和国际声誉的丧失问题。本文认为其本质原因是美国追求和使用国际制度中的工具合法性,而忽视和违背价值合法性的结果。     

公民个人政治及行为分析

公民个人政治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础 ,它有着与社会政治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公民个人政治发展的状况反映着一个社会和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的水平及状况。公民个人政治的选择对社会公共政治权力的产生、分配及实施有着直接的极为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公民个人政治行为及选择则是复杂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它具有多样性和变化性 ,又具有一致性和整体性 ,从而形成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公民个人政治与社会政治差异性与统一性的并存。本文就公民个人政治的内涵、行为选择的动因及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给予了分析和阐述。     

后现代视域中的政治仪式——一项基于戏剧隐喻的考察

具有浓厚传统意蕴的政治仪式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戏剧隐喻则为政治仪式研究开辟了一条后现代式的分析路径。以戏剧化为核心内涵,通过戏剧在隐喻意义上的逻辑引导,政治仪式可被视作一种政治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特殊装置,其结构、功能和目的,与政治合法性的获取、维系和颠覆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政治仪式中的合法性建构依靠时空环境、人员安排和器物设置等诸多展布方式,通过实施规训与控制、提供忠诚与信仰,以及贯彻仪式化策略等一系列操演行为得以实现。同时,对权力和合法性的认知经由政治仪式被转换为社会记忆,刻录并埋藏在政治生活的表面纹理和深层结构之中。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建构开放条件下的政治发展观

全球化是一个夹杂着政治、经济、文化变量的复合的历史进程 ,它对民族国家产生的影响集中投射在政治层面 ,构成对政治发展的挑战。这表现在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国家能力的有效性和国家权威的合法性三个向度上。处于开放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从政治上作出回应 ,即在主权上进行自主限制 ,处理好主权与其它国家权力的关系 ;致力于国家能力的提升 ,处理好政策制定能力与制度变迁能力的关系 ;并在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上处理好民主与稳定的关系。这种政治发展的工具理性将使全球化这一由西方国家竭力推动的过程 ,成为逐渐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     

国家管辖权与国际制度的治理缺陷——对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国际法思考

冷战后,以主权为基本原则所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着诸多的困境和挑战。在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的案例中可以看到,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主权国家的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一方面,作为主权国家的土耳其越境军事行动缺乏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国际反恐怖主义制度安排在合理性上的缺陷既阻碍着有效的国际合作,又使得国家在行使国内管辖权时面临着一些困难。在治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应推进和完善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单一国家采取挑战甚至破坏国际法制度的武力行动。     

联合国安理会与国际法治

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是由法律和政治环境规定的。《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在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权威,使其能够对国家产生约束力,并且代表联合国所有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但这一法律权威只有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同时还需要其他国家认可安理会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合法性。因此,仅从法律或者政治角度来认识安理会都不足以了解安理会的实际权力,我们必须结合法律和政治两种角度来进行分析。从这两个角度看,安理会可以被用来更普遍地解释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服从的内容是国家实践的职责,而不是一个首要和客观的范畴。最后,国际法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内法治在国际社会中的应用。     

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

儒家的理想政治形态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一般被理解为仁政德治。这是一种治道意义上的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具有政道含义:它由天道提供正当性来源、由王道保证合法性基础、由王权供给实体化建构,从而将现实政治权力置于严格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审查之下。王道政治是一体三维的立体化政治理论,不是一种平面化的治道设计。王道政治的道德资源丰厚。霸道政治是儒家所轻视的政治形态,但霸道政治的政治建构能力似乎高于王道政治。在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之间,不同文明形态相互之间的矫正功能得以浮现,王道政治应当为人们所重视。     

论国际社会提供保护责任的协助与补充属性

主权不仅是国家所拥有的控制、支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其人民的责任。如果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保护责任,国际社会就应该提供保护。保护责任机制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主权国家承担的是首要的和主导性的责任,而国际社会承担的则是补充和从属性责任。强大而运用正当的主权权能是国家履行保护责任的手段与保障,国际社会在主权权能缺失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补充保护,但最终应实现目标国的权能培养与提升。主权是国际社会里一种特殊的自我演化的身份秩序安排,国际社会应按照补充原则来提供保护,这样才能充分尊重和维护目标国的主权身份。国际社会在苏丹达尔富尔的保护实践验证了从属、补充原则的恰当合理。     

种族问题与斐济政治现代化

种族问题并非导致斐济政治现代化困境的根本原因。斐济东部酋长制为联盟党的寡头政治提供了牢固的政治合法性,成为阻碍斐济政治现代化的绊脚石。只有民主政治能取得稳固的合法性根基,斐济政治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     

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目前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厘清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及对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对全面认识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有着重要意义。从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来看,中国视阈中的公正合理国际秩序,本质上是由主权国家、多元文明观、多极化、多边主义和新安全观等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主权国家平等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基础,承认文明多样性是尊重各国主权平等的逻辑结果。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各国在国际事务中必须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同时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采取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即在继承现行国际秩序的某些规则的基础上,推动对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的改革。中国既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维护者,又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     

主权与环境

主权是政治社会中的最高的政治权威,又指国家的独立。人类环境问题的出现对传统的主权概念带来了挑战,主权与环境的矛盾激化,即以主权为根本属性的国家在对待环境的方式上存在很多与地球生态系统的规律相矛盾的地方。这个矛盾如得不到解决,人类和地球都没有另途。20世纪的历史表明,主权国家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主权与环境的关系从矛盾走向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国际法的主权概念不是被抛弃,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完善和提高,主权国家造成的全球环境问题还得靠主权国家自己解决。     

试析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仅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了国际政治领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扩大,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第二,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新的威胁,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推行提供了借口;第三,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