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脂微两部在两汉时代的关系

脂微两部在两汉时代的关系 ,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通过对两汉时代诗赋用韵、《淮南子》韵语、《易林》韵语、《释名》声训材料进行的全面分析 ,认为在两汉时代脂微两部应该各自独立     

论《诗》学与两汉辞赋观的发展－经学与文学关系之考察

两汉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是一种文学性的活动 ,但在两汉经学极盛的大背景下 ,辞赋的创作与批评没有超然于经学这种时代发展的主流思潮之外。两汉辞赋的创作及批评与经学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以《诗》评《骚》、据《诗》论赋以及辞赋作品的采《诗》用《诗》中。这充分体现了两汉时期经学文学化与文学经学化的互动特征     

简析《山海经》神话批评的历史嬗变

《山海经》近两千年的研究历史,构成了《山海经》研究的学术史,古人以序、跋、评点、注疏、诗文等多种形式就《山海经》所发表的看法,突出地体现出古人的神话观。历代学人对《山海经》神话的看法经过了先秦两汉的发生期、魏晋南北朝与唐宋的发展期,到明清时达到了深入拓展期,通过对这三个时期的古代学人们的《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历时性梳理,得出《山海经》神话批评史的历史嬗变基本轨迹。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卷首语

去年以来,粤西连续举办过两次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本期组织了有关热点问题的研究论文。李金明《唐代广州与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展示了唐代中国海上交通及贸易的空前繁荣,张荣芳等《两汉时期的雷州半岛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描述了两汉时期雷州半岛采珠业、商贸业的发达,阮应祺《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就目前学界争论的焦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用翔实的材料客观描述了徐闻港、雷州港、赤坎港的形     

评《先秦两汉文学史稿》

《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是刘持生教授生前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授课的讲义。这部讲义给各届学生留下难忘的印象,得到普遍的崇重与珍爱,应当说是“良有以也”。1991年初,西北大学出版社在刘先生作古8年之后将其正式出版,决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这位德高望重、为高校教育劳瘁一生的渊博学者,而是因为他们坚信,《史稿》是一块蕴含丰富的“和氏壁”,它对我国先秦两汉文学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换言之,出版此书的着眼点,在于保存文学遗产,特别是保存对研究文学遗产独具真知灼见的遗产。《史稿》以先秦文学为主体而兼及两汉,又附录魏晋,形成一个似不周备、似不匀称的格局。这无疑是历史造成的一宗永久憾事。因为博大精深的刘师,“不轻著述”,生前无意将《史稿》付梓,而晋宋以     

《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

《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李雁《世说新语》是部有关历史人物言行的笔记小说，应该如何认识其所记之事的真实性呢？作为历史，其真实性受到了普遍的怀疑，我们从刘孝标的注释中即可看出这一点产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中认为：“临川王义庆著《世说》，上述两汉三...     

两汉思想史研究的又一硕果——评祝瑞开的《两汉思想史》

祝瑞开同志的《两汉思想史》已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继他在1981年出版的《先秦社会和诸子思想新探》之后的又一力作。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历来有把注意力集中于先秦一段的传统和习惯,相比之下,对两汉一段的研究比较薄弱。但是,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变化,也许是由于汉墓文物的大量出土,或者是历史变迁的反思,一部分学者把研究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诗》非诗：论毛诗的讽寓解释

回归历史语境,先秦两汉《诗》学史中普遍的＂《诗》非诗＂,成为毛诗＂《诗》作经读＂的前理解;而毛诗又在＂《诗》非诗＂的悬置中生发出中国讽寓解释。比兴作为中国讽寓解释的重构模式,以言-象-意的层层深入实现《诗》的伦理教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为讽寓重构中的类型化方法指出人间性的形上路向。毛诗以史事追索、谱系认同、风雅正变三种方式塑造出＂文的英雄主义＂,实现历史启示;历史信化则在由史鉴到《诗》谏、继而《诗》范、《诗》教的价值丰富中充当媒介。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两汉园林史研究综述

从两汉园林的基本概况、特点、造园技术、社会功能、造园思想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几个方面总结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外关于两汉时期园林史的研究成果,对主要论文和专著予以摘要性的介绍。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

公羊学是研究阐述《春秋》大义的一个学术流派。经汉代董仲舒的发扬光大而在汉武帝时期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公羊学在两汉时期的兴盛多少带有依托政治的意味,因此公羊学常常会在政治实践中被视作理论依据,从而形成两汉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东汉时期,公羊学的官学地位受到冲击。但经李育、何休等人对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发挥和总结,最终构建成完整的公羊学理论体系。     

司马相如巴蜀行迹考论

司马相如的故里究竟是在成都,还是在今四川蓬安?自古至今,异说纷呈。这一争辩,实则关乎相如生平及其作品的考定。因此,试图借助史志考察司马相如一生中在巴蜀的行踪。然后,就明、清学者以及今贤所论,辨正"长卿桑梓"之所在;考察其先世由来、家道兴衰;认定其《梓桐山赋》等作品,进而考察西汉体物小赋与秦、汉杂赋,与宋玉等人赋作以及大赋兴起的历史联系。     

文学与科技的融织——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

在赋学研究领域中,科技赋以独特的创作内涵,使文学与科技融为一体.这里通过对科技赋创作历程的考察,认为科技赋创作孕育于两汉,完成于魏晋,兴盛于唐宋之世,其创作与科技史的发展及成就相对应,主要体现在天文、地理、医药、机械与生物学诸方面,指出科技赋创作蕴涵着中国古代的道伎传统、神学与科学杂糅的文化精神,体现了盛世作赋的文学致用特征.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两汉时期的双宾语结构

本文依据笔者的界定归纳了两汉双宾语结构的类型 ,并对各类型的结构式以及与非双宾语结构式的转换作了分析 ,最后将两汉与先秦的双宾语结构作了比较 ,认为 :上古前后期双宾语结构的五个主要类型是相同的 ,但汉以后大概只保留了四个 ;两汉带双宾语的常用述动有 4 3个 ,其中保留了先秦的 1 8个 ,而一半以上是更替和新生的 ;两汉双宾语结构式有 7个 ,但占绝对优势并能延续到汉以后的是A1式 ,而宾语前置的各种结构式已经锐减或绝迹。     

音实难知——魏晋六朝多元解释思想总论

魏晋六朝是中国解释思想的重要转型期。在此之前，西汉今文经学的政教阐释模式使所有解经者都沿看一个路向作或美或刺的主观理解，东汉古文经学又集体转向通过语言解释方法直达圣贤元意和经典本旨的所谓客观诠释。只有到了魏晋，真正个体性的解读才开始在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玄学思潮中依稀呈现，王弼、郭象、嵇康、葛洪、刘勰等人的解释思想和话语，彰显魏晋六朝解释思想的多元祈向与特征。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论汉代楚歌的文学史地位

在西汉至东汉中期的两个半多世纪的时间跨度里,称霸当时诗坛的诗歌形式是汉代楚歌。汉代楚歌以自己独特的文学体式和强烈的人文主义文学精神而成为汉代诗歌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成为中国诗歌由《诗》体、“楚辞”体向五言诗体的过渡与中介,并且以自己的创作回响于当代诗坛。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