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战略下的健康权利平等:一个健康扶贫政策的分析框架

贫困与健康问题存在着复杂的关联。贫病相交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着人的权利的实现以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当前正在推进的"健康中国"战略,实质上是一个实现人民的健康权利平等,从而解决一些特定群体的贫困问题,以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需求的过程。为分析这一过程,建构了"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健康扶贫政策体系的一个解释性框架,从国家义务、权利本位、障碍消除和协同治理四个维度分析中国的健康扶贫政策行动如何增进健康权利平等。对中国在健康扶贫事业上的战略方向、制度安排、多元互动、策略方法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在公共健康治理、反贫困与人权领域的治理逻辑。     

权利贫困的社会危害及其治理对策

权利贫困是指社会里的部分人群（一般是社会弱者）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方面的享有不足的状态。它具有客观性与必发性、社会性、普遍性与严重性等特点，其社会危害主要是加剧社会分化、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引发社会关系冲突。要治理权利贫困就要发展人权事业，推进各项制度改革；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弱势群体获取应得权利的能力；开展权利扶贫，减缓弱势群体权利贫困；把解决弱势群体“经济不自由”放在突出地位；加强法制建设，维护权力公平；学习国外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精准扶贫的政策建构及演化逻辑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开发的主战略。文章从政策情境、政策诉求、政策问题界定三个层面出发,揭示精准扶贫政策建构的逻辑关系及演化机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偏远落后贫困地区与贫弱失能人群叠加,共同形塑了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情境。由于所处角度不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户有着不同的政策诉求。对此,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人群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行动方式和行动目标,形成规范化机制,实现贫困的有效治理,可被视为精准扶贫政策问题的实质。     

农村贫困转型与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索

精准扶贫是提升扶贫工作绩效的重要措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农村贫困的内涵、生成逻辑变化明显,呈现贫困结构化、治理复杂化、生成消费性等特征,农村贫困正处于转型状态,这给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分类考核、监督管理、贫困治理等带来一定的挑战。新时期精准扶贫要切合农村实际,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的历史演进与历史经验

扶贫对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维护公平正义等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至今,中国的扶贫主要经历了生活救济式扶贫、生产帮扶与生活救助相结合的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八七攻坚扶贫”、巩固和提升相结合的扶贫、精准扶贫等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扶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世界减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经验。一是具有健全高效的领导组织机制;二是科学的战略谋划机制;三是强有力的资源整合机制;四是发展与扶贫的融合机制;五是外力帮扶和内生力培养的协同机制。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精准扶贫对策研究

我国的贫困治理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落实精准扶贫将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精准识别、满足多元需求、发展内生动力的扶贫任务十分艰巨。基于对精准扶贫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提出了经济新常态下精准扶贫的对策:借助公益组织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构建扶贫对象动态管理机制,创新扶贫治理机制,实现多元化贫困治理,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创新精准扶贫管理模式等。     

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社会政策发展路径与动力机制

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完全消除,如何发展和完善乡村社会政策体系既是稳固脱贫攻坚的基础问题,又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机制问题。立足于此,从贫困治理政策间关系视角去探究农村扶贫政策与乡村社会政策的演变动态、发展动力与未来方向。以G省L县进行历史制度分析发现：（1）贫困政治化是扶贫政策吸纳乡村社会政策的前提,作为政治任务的扶贫运动可以调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行政手段等各种资源,从而呈现扶贫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悖论共存;（2）党建扶贫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发展体现了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推进道路,其本质是中央的贫困治理政治势能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3）该过程通过价值宣传路径、组织嵌入路径与资源输入路径体现了乡村社会政策发展的思想动力、权威动力与利益整合动力,并且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创新之处可能在于抓住了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问题,从社会政策视角进行了回应。     

论反贫困战略中的扶贫开发——以喀什市为例

反贫困战略在帮助贫困群体化、解贫困风险和顺利摆脱贫困循环圈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喀什市作为新疆的贫困市之一,反贫困战略的抉择必将是喀什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喀什市处于经济大开发的关键时期,但是,它仍然面临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新贫困群体不断涌现等问题的挑战。随着国家对该地的大力扶持,当地政府结合地区特点,使区域发展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利用环境和资源优势发展特色经济,采取项目扶贫、社会扶贫、能力扶贫等综合性扶贫等措施,使喀什市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效,为喀什市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但是,喀什市当前扶贫开发进程中仍然存在忽视扶贫对象的需求和主动参与性,以及过于强调开放式扶贫等问题,从而使扶贫开发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喀什市反贫困战略必须与时俱进,培育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真正有效地促进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和长远健康发展。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研究:基于福建省下党乡的调查

精准扶贫是中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工程。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机制,向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从理论层面看,精准扶贫目标的靶向性、过程的整体性、主体的多元性以及执行的技术性契合了整体性治理的目标导向机制、信息技术机制、协调整合机制。从实际操作上看,整体性治理理论在福建省下党乡的精准扶贫中得到了有效检验:通过意识整合、主体合作、技术支持构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体系、协同机制、服务平台。然而,在反贫困治理情景中依然存在着行政内卷化与主体性认同偏差问题。这决定了今后的反贫困治理既要立足制度层面,建构多维度的贫困治理机制;又要考虑价值层面,重塑反贫困治理的主体性认同。     

扶贫移民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

扶贫移民作为一种发展性移民,是政府开展扶贫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只有通过移民过程中的活动分析,清楚辨识并切实保障其所享有的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发展权益与和谐权益,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提高移民脱贫致富的能力。从移民权益保障的视角,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对于扶贫移民保障负有服务提供、利益协调、整合资源、后续扶持等方面的责任。     

人文贫困的提出及其内涵

贫困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和政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以往对贫困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经济层面的分析．本文从贫困主体自身的社会文化属性出发，从能力和权利的视角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目的是由过去单纯关注物质贫困转向关注包括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在内的人文贫困。     

亚当·斯密与阿马蒂亚·森贫困观比较研究

斯密和阿马蒂亚·森对于贫困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关切。他们都认为贫困是不善的,并且都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问题。但是斯密认为仅仅通过市场经济发展就能解决贫困问题,森则寄希望于为人们基本权利提供充分保障的社会机制。从斯密到森,为我们展现了从对单一经济价值追求向多元价值,特别是伦理价值关切的历程,对于我国解决当下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人口贫困问题探析

我国中部地区城镇人口贫困问题在“西部大开发”热潮映衬下尤其显得突出。中部地区城镇人口贫困原因主要有权利贫困和政策的缺陷,这些贫困的成因很可能对中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与对策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生产资料持有不均衡,贫困人口数量较多,并且多分布在偏远的山区和农村。分析导致中国农村贫困的因素,如居民教育水平低、交通不便、自然灾害频发等,并提出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对策,指出现阶段中国必须加大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扶持力度,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     

贫困的定义与我国反贫困问题思考

用低收入和不能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这样的词汇来定义贫困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需要。一个人的贫困,除了生存需求的保障,还应包括权利、文化等各方面的不发达状态。我国现阶段的反贫困工作,应采用相对标准,如居民平均收入的30％～50％或5％～10％最低收入人口比例而非某个人为的绝对值。反贫困工作在国家来说应是一个社会问题,即对贫困者的关切和救助。真正的反贫困行动,除了给予贫困者生存和生活保障,还应积极铲除人们陷入贫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帮助他们踏上发展的阶梯。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农村贫困致因探讨

贫困问题是阻碍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贫困致因中有自然条件等客观的限制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方面的影响.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贫困代际恶性循环等局面.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的致因机理,除了自然、历史及经济因素外,在社会政策偏差、社会排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使贫困者难以脱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