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

上古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赋体源流问题,一向争鸣不已,众说纷纭。近年在争鸣中所论及的《诗经》与后世文体之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很自然地形成了讨论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是:一,《诗》六义之“赋”及所谓的“不歌而诵”之“赋”,同后世文体之赋各有无源流关系?二、《诗经》之“赋”诗的体制,同后世文体之赋有何源流关系?三、附     

赋论历史考辨

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     

异体同用——颂表、颂序的交叉与合流

表和序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颂表、颂序均为配合颂体而作的文字.二者在文体属性方面并无多少联系,但当它们均置于颂体之前、服务于颂体时,就不可避免地在内容上有所交叉.正因如此,为了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古人在作颂时,有时会省略其中之一,而这尤以略去表只存序的情况居多,从而使颂序兼有表与序的两种功能.     

参体同构：关于《红楼梦》中赋与赋写《红楼梦》问题

赋与小说在形态与体格上是貌似大相径庭、实则一脉相承的两种文类,二者在《红楼梦》的时代形成“参体同构”。《红楼梦》不仅援赋作入小说,秉持“远师《楚辞》而近学六朝”的赋学观念,存“隐曲之笔”;更是援引赋法入小说,以“七体”结构小说第五回,以“曲终奏雅”结构小说全篇。反过来,诸篇《红楼梦赋》又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首次以“赋”体完整组织、重写小说,以“赋法”构筑一个新的大观园世界。“赋—说”同构的文体形态分别在小说文本叙事与赋文本敷陈中得以实现。《红楼梦》与《红楼梦赋》二者的成功“互参”,是辞赋与小说试图以“赋法”同构的一个典型范例,在文体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赋的名称来源及其属性

近几年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讨论赋这一文体的名称来源、发展渊源及其属性的文章,读后很受启发,但也有些不同意见。兹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师友。本文的基本观点是:(1)赋是在“诗”的特指《诗三百》的意义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出现的文体名称,当时被用于指称多种新形式的诗歌作品。(2)这一文体名称来源于赋诗言志之义,与《诗》的“六义”无关,与“不歌而诵”也不相干。(3)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抒情的赋作与楚辞一样属于诗歌,所谓“介于诗文之间”的散体大赋也更接近于诗歌,赋应列为中国诗歌史的研究对象。下面试分别加以论述。一、赋这一文体名称产生的背景     

汉大赋欲"风"反"劝"成因探析

汉赋欲“风”反“劝”的成因,一是铺叙奢靡豪华本有文学传统;二是欲“风”之物本有可歌颂的一面,汉赋“风谏”的不是奢靡豪华而应该是法度;三是赋这一文体的写作特征就是要求夸耀“竞于使人不能加也”;四是人们认为赋这一文体的撰作目的就是“颂”;五是汉代批评家是以屈赋为标准、以诗歌批评为标准批评汉赋的。此后汉赋即转向为“颂”。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兴三义才演变成一个发展着的美学命题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颂,本于《诗》而属于成韵之文,汉代是其发展转变的时期。汉颂在表现对象及题材内容上较先秦颂体自由宽和得多,既具祭祀神明、沟通"德性"的本体用途,又具维护汉庭统治的德化、政教功能。而且,汉颂逐渐从先秦紧密的诗、颂亲缘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呈显描容、叙事与述意兼具的文体特征。它与汉赋不是同体异用的关系,两者之所以出现赋颂互淆的"似赋"、"类赋"现象,除了政治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外部原因外,还与二者内在的文体矛盾相关。它们在汉代由原本诗性走向散文化的近乎合拍的衍化趋势,造成了两者界限的一度模糊。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大多非关赋的起源的文体阐释,而更多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的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相和歌概念新解

重理相和歌概念使用历史及其与清商曲的关系，可知汉魏六朝时，相和歌特指汉相和曲；经唐宋逐渐扩展，终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含括多类的概念模式。古人把在曲辞及表演体制、艺术形式上与汉相和曲有密切渊源承续关系的相和引、吟叹曲、四弦曲、诸调曲等都归入相和歌，是符合相和歌历史实际的，体现了古人对相和歌动态发展的正确理解与合理总结，令人对相和歌概念范畴的争议莫定正是缺乏辨证分析与动态理解的结果。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文学与制度的关系,学界已有关注,以宫廷文学为主体的辞赋文学创作与制度的关系,则尤为深密。就渊源而论,“赋”的源起就与先秦时期的“赋诗”制度相关,而由“赋诗”之“赋”到“赋体”之“赋”,又孕生于宫廷文学制度的形成。就嬗变而论,从汉代的礼乐制度与献赋、唐宋科举制度与考赋、清代的翰林清选与考、献赋,迨至现当代辞赋创作及研究的冷落与复兴,无不维系于制度的变迁。就赋体而论,从汉代文学侍从待诏献赋的散体巨制,到唐宋举子考赋的律体小篇,再到清代馆阁体赋及当代的语体赋,充分体现了古今制度变迁下的赋学命运。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