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性质论略

劳动权是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也是人权的核心内容.劳动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动权是社会权的具体体现,是建立在生存权、受教育权、发展权的基础之上,包含应有劳动权利;而狭义的劳动权则是建立在生存权的基础之上,是指实有劳动权利,它是对劳动异化的法律补救.劳动权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的构成部分,是介于公权与私权间的社会权.     

新时期劳动者同工同酬问题探究——以退休再就业人员为例

同工同酬权是劳动者之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劳动者之劳动权益的实现休戚相关,但在新时期劳动关系多元化背景下,我国现行劳动立法的滞后使得以退休再就业为代表的有别于传统的新型劳动者同工同酬权规制处于缺失状态.面对非标准劳动者的特殊性,同工同酬权保护应该何去何从,是劳动法学研究中亟待解决的课题,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约定竞业禁止的法律问题探讨

约定竞业禁止是以限制劳动者劳动权的手段来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权的制度.为有效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约定竞业禁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约定竞业禁止实施的结果又会导致对劳动者劳动权的限制,因此,有必要在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权与劳动者劳动权之间达成平衡.     

劳动者的预告辞职权研究

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劳动者权利保障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在制定对应的预防措施和法律时,既要强调倾斜保护劳动者的价值取向,又要重视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辞职是解决劳动冲突的一种有效形式,预告辞职权是劳动权的具体表现和基本内容。辞职权作为劳动者权利的一种体现,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该项权利的行使由劳动者通过提前预警来积极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纠正失衡的劳动关系,矫正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能够保障劳动者获得充分的择业自由,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为防止预告辞职权的滥用还需要对劳动者预告辞职权做出合理的限制。     

公民劳动权初论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 ,我国的劳动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国有企业为了迎接挑战正在加速转换用人机制 ;非国有企业正在迅速发展 ;用人单位在多样化、复杂化的劳动关系中日趋居于主导地位。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劳动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其理论亦需随之不断更新和发展 ,不仅应包括公民的就业权、自由择业权、职业培训权、获得最低工资标准权、享有安全和卫生工作条件权、工作时合理限制权等自益权 ,而且还包括诸如组织工会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等共益权。国家对公民劳动权的实现具有承认、尊重、保护和实现的义务。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劳动权的保护

中国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其中对于个体劳动权保护的内容在我国1 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体现。但是在集体劳动权方面 ,比如自由结社的权利和罢工权等 ,我国尚存在不足。我国在加入公约时对于自由结社权进行了保留 ,但是在劳动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 ,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影响下 ,应当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罢工权在公约的批准中并没有对其保留 ,但这项权利也没有及时地转化为国内法中的权利得以明确的保障。罢工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曾经出现过重大的变化 ,相信此项权利在今后劳动立法中会有更大的突破。劳动权的保护应当从国际、国内等多视角分析 ,并且必须关注全球化对劳动权保护的影响。我国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劳动权保护的法律制度。     

论劳动权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全球化视野下的思考

全球性人权法治的发展趋向为完善我国劳动权法律保障制度提供了新的契机.应当通过确立和完善权利宣告、侵害预防、司法救济和国家帮助这四性机制来强化对劳动权的保护.从法律宣告机制上看,应当细化劳动权的法律内涵和外延,弥补立法混乱、法出多门的缺陷,提升劳动权的法律位阶;从侵害预防机制上看,有必要对照国际文本,全面检视现有的立法,并强化劳动契约制度;从司法救济机制上看,应扩大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的受案范围,改变先裁后审的单轨制、使仲裁不再作为审判的必经程序,并在法院内设立劳动法庭,充分提高司法效率;从国家帮助机制上看,需创制统一而富有权威的国家帮助制度,并完善确保社会主体切实遵守的强制制度.     

论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当改变原有的排除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规定,而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法院应当享有对部分行政法规及所有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原告和第三人既可以在起诉时也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请求;法院在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应当奉行合法性审查原则、附带性审查原则和拒绝适用原则。     

企业并购中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

劳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对立,但更多时候劳资双方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国很多企业的劳资关系呈现尖锐对立的局面,其原因在于资方始终错误地将企业盈利与保护劳动者劳动权对立起来。实际上劳资双方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企业需要改变视劳动者为负担的错误观念,应当以劳动者至上,公平正义,劳资利益共同体,义务责任等正确理念为指导,构建新型的和谐劳资关系,通过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促使企业承担保护劳动者劳动权的义务,建立起劳动者解雇保护,劳动者参与管理,劳动者职业培训,劳动者经济补偿,激励企业吸纳就业等一系列能促进和谐劳资关系形成的具体制度,对劳资关系进行协调和平衡。     

环境犯罪被害人维权运动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环境犯罪被害人维权运动是环境刑法学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它必须符合正当化事由的一般原理,包括正当防卫、自救行为和劳动争议三种类型。作为正当防卫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保护个人被威胁的重要环境权;作为自救行为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恢复或补偿个人已经被侵害的重要环境权;作为劳动争议维权运动的合法根据在于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来保护自己或他人的重要环境权。     

论数字化与劳动者保护

数字化问题是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对于身处数字化进程中的每个劳动者而言,数字化工作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个人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为劳动者提供倾斜性保护为根本宗旨的劳动法,在数字化进程中应当围绕数字化对劳动者所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不利影响,从数字化工作带来的工作模式和时空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以及可能导致的对劳动者个人数据的滥用等问题出发,逐步推进并在立法上承认远程办公权、不回应权、不可及性权等新型权利,并强化对劳动者个人数据权的保护,实现劳动法的自我革新,最终为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权利保护提供及时可靠的法律支持。     

平等就业权简论

平等就业权渊源于我国宪法,是劳动权和平等权共同派生的一个权利,平等就业权综合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人权特征,是一项具有社会性的重要权利。由于对平等就业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我国实体法和程序法中规定得都不够明确,对侵犯平等就业权的行为缺乏专门的机构来监管,所以平等就业权目前仅处于应然状态,没有在社会实践中得到很好的维护。要切实保护平等就业权,必须尽快制定并颁布《促进就业法》,设立“平等就业权利保障委员会”,完善平等就业权的司法救济途径。     

受刑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受刑人是国家公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保护监禁制度下的受刑人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表征。受刑人的各种需要,国家必须以法律规范其满足需要的行为,以法律确认和保护受刑人权利是改造受刑人的基础,我国经历了1954年《劳动改造条例》与1994年《监狱法》两次关于受刑人改造和受刑人权利的立法过程,因受传统立法观念影响,现行《监狱法》仍存在法条简约,程序缺失,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应该在《监狱法》中增加有关规定,提高可操作性,同时建立完善的行政处罚程序和司法审查机制,以充分保护受刑人的权利。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中国自然灾害立法的人权审视

人权主流化的基本趋势以及国家契约观的哲学基础表明,必须用人权视角审视自然灾害立法。近年来,无论是立法目的、还是权利保障的范围、关注的中心以及立法的技术等方面,中国的自然灾害立法都体现了人权理念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在人权保障的模式、范围以及权利救济等方面,中国自然灾害立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我们应该在自然灾害立法中建立“权利-义务-责任型”人权保障模式,拓宽权利范围,完善程序保障和畅通救济渠道。     

论商品房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商品房消费者权益的专业复杂性、基本人权性、易受侵害性和国家干预性特征使其区别于一般消费者权益。商品房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除了面临立法困境外,还存在司法保 障力度不强和行政监管薄弱等问题。为此必须将商品房消费者权益和普通消费者权益一样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并拓宽其权利内容;通过修改相关司法解释,在商品房 消费者权益保护中进一步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通过不动产登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广告预审制度、质量保险制度等相关制度设计,加强对房地产交易的法律监管;同时注重发 挥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职能,实现对商品房消费者权益的全方位保护。     

竞业禁止与职工权益的保护

竞业禁止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雇主较为广泛采用的保护其商业秘密的法律手段,也是雇主用于抵消员工培训成本的利刃,它对于提高雇主在人才和技术的保护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不仅与雇主的利益有关,而且也关系到雇员的劳动权乃至生存权,同社会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存在冲突。因此在我国立法中要对竞业禁止予以合理的限制,以协调商业秘密保护与劳动者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     

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

劳动基准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保障劳动者享有的最低劳动权利、劳动条件和劳动待遇，具有强烈的公益属性。我国对于劳动基准实施艰难的现状表明，通过传统诉讼已不能有效地解决劳动基准纠纷，而劳动基准与公益诉讼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这呼唤着将公益诉讼程序导入到劳动基准纠纷的解决过程。我们应当构建完善的劳动基准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从而维护不特定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基准权利。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