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学三考

清代词学与清代的诗歌或诗论关系十分密切 ,有些长期困扰词学界的具体问题如结合诗歌或诗论进行考察 ,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清初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枠一词 ,谭献誉之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学者对“本师”始终未得其解 ,实则“本师”指陈维崧老师吴伟业 ,“长歌”即其长篇七言歌行《琵琶行》。清代中叶一部可能已佚的词学著作《本事词》,其编撰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和原书规模均不详 ,而借助枟两浙轩续录枠、枟夙好斋诗钞枠等相关诗集 ,这些情况便可得知。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偶尔提到沈善宝所撰的《闺秀词话》,学者每据此以为该《闺秀词话》确有其书 ,实则有关引文乃出自沈善宝《名媛诗话》,所谓“闺秀词话”只是随意而称。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关于鲁迅《阿金》的札记——鲁迅的民众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备忘录之四

枟阿金枠是鲁迅发表于1934年底的杂文,考察阿金生活的社会和时代,可以看出阿金身上的西崽相;比较枟阿金枠、枟阿Q正传枠以及枟采薇枠中的阿金姐,可以看出鲁迅笔下的女性不再只是牺牲者、弱者,她们在不知不觉之间支持迎合当时的支配体制;鲁迅通过阿金揭示了30年代的租界都市上海的社会结构. 鲁迅克服了观念论的理想主义,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再认识,塑造了不同地域不同角色的更多男女众生相.     

论“云间三子”文学群体的形成

“云间三子”是明末清初松江地区以陈子龙为核心、以李雯和宋徵舆为羽翼的一个文学群体。这个文学群体积极地展开文学活动 ,从诗到词 ,从创作到理论都多有建树 ,从而推进了松江地方文学的兴盛 ,使天下士子为之注目。“云间三子”文学群体于崇祯六年(1633)至崇祯十年(1637)逐步形成 ,尤其是崇祯八年(1635)、九年(1636)以及崇祯十年陈子龙奔丧归里之后至年底这段时间 ,陈、李、宋交往最为密切 ,文学活动最为频繁 ,作品频频结集。“云间三子”的形成在松江地方文学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 ,它打破了几社社课诗的沉闷局面 ,促进了云间派诗歌的兴盛 ;其次 ,它创立了云间词派。“三子”词合集枟幽兰草枠的结集刊行 ,标志着云间词派的形成。经过“三子”的努力 ,云间词派成为明清词学革新的先驱 ,为清词全面复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国文化人类学的话语转向

以语言为视角的后现代思想曾对当代社会科学 ,包括文化人类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促成了文化人类学的话语学转向 ,并带来对西方普世文化价值观的批判。面对话语学转向 ,我国文化人类学研究应该跳出西方表征话语 ,找到能与自身传统对接的文化叙述方式。孔子寻礼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人类学实践 ,而枟春秋枠、枟史记枠等古典文本提供了“发微探幽”、“言不尽意”的文化叙述方式。这些叙事风格不是将文化描述成知识和概念 ,而是把最深刻的含义留给读者阐释 ,最大限度地回避语言带来的表征意义 ,体现“道不可道”的语言哲学思想。这种叙述方式让我们在浙江省富阳市东坞山村文化研究中 ,挖掘出了被现代性话语掩盖了的东西 ,并且让叙述对村落文化发展产生了“微言大义”的影响 ,即在不露声色的平淡叙述中改变村民对身边传统文化的误读 ,重新思考村落发展方向。与传统对接的人类学研究避免了中国文化在表述过程中走样 ,使其人类学的含义以原生态面貌展现在世界舞台上。     

公孙龙《指物论》中的逻辑和本体论

公孙龙的枟指物论枠是一篇研究指称性质和功能的文章。枟指物论枠中的“指”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一是指称行为 ,二是指称对象。“物”也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一是指潜存的不可判分的存在之场(混沌) ,二是指具体有形之物。公孙龙又进一步区分了指称行为的两个方面 :作为可观察到的指向动作与作为不可观察的分殊行为。当我们指向潜存的不可判分的存在之场 ,被指的那个域就与其他东西区分开来 ,成为具体有形之物 ,这便是作为分殊行为的指称行为。很显然 ,凡具体有形之物 ,都是指称对象。作为分殊行为的指称行为不是指称对象 ,而是具体有形之物成为可能的条件。但作为可观察到的指向动作的指称行为却是指称对象。     

《全宋词》康与之小传补正

康与之 ,南宋著名词人 ,而枟宋史枠无传。枟全宋词枠康与之小传较简略 ,且有讹误 ,兹予补正。要点如下 :与之 ,原籍西京登封县(今属河南)。家陈州宛丘县(今河南淮阳县) ,遂为宛丘人。枟四库全书总目枠及枟全宋词枠以其为“滑州人”,误。生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前。非秦桧门下十客之一。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后 ,摄淮南西路安抚使司幕职官。二年 (1128)十二月 ,犹在此任。约绍兴七年(1137)前后 ,曾监临安太和楼酒。坐盗库钱等事免官。八年 (1138)七月至九年(1139)三月间 ,曾任湖州(今属浙江)检察御书。十五年(1145)正月 ,除籍田令。四月或稍后 ,阶官改宣教郎。绍兴十六年(1146)五月前 ,阶官已至右承务郎。五月 ,监尚书六部门。十七年(1147)九月 ,为军器监丞。十八年(1148)六月 ,罢 ,与外任宫观。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前 ,已任福建路安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 ,阶官为右承事郎。十二月 ,除名勒停 ,送钦州(今属广西)编管。二十六年(1156)六月后 ,始抵钦州。二十八年(1158)三月 ,移雷州(今属广东)编管。四月或二十九年(1159)三月 ,移送新州(今广东新兴)牢城收管。又移广州(今属广东)。卒于孝宗淳熙四年(1177)后。枟四库全书总目枠谓其著有枟昨梦录枠,误。枟昨梦录枠作者实为其弟康誉之。     

“三礼”雅乐的艺术构成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决定了雅乐发展的节奏,雅乐体系的成熟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三礼”雅乐体系所对应的是礼乐制度的成熟形态,大概范围当是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时期。由于礼与诗、乐特殊的渊源关系,《诗》文本的形成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又和礼乐制度的建设周期同步,《诗》文本形成的历史正好与雅乐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相一致。《诗》、“雅乐”和“礼乐制度”三者之间构成一种同源同构关系。“三礼”雅乐体系不是对雅乐发展动态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这种同源同构关系发展到稳定、成熟阶段的历史描述。     

从赋、比、兴看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通过对英语诗The Shark和汉语诗《大雾垂江赋》运用“赋”、“比”、“兴”手法的比较，从中、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的“和而不同”，探讨中西文化的内核差。     

论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的层级建构

节奏单元的命名、建构和使用,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认为,节奏单元既包括一定的组成内容,也带有边界特征,这个边界既可表现为一定的“无声段”（即语音停止）,也可表现为声音的延续,“停延”就成为边界标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依次可分为音节（汉字）<音步<诗行（诗句）<诗节<诗篇等层级。从音节层面来看,“声、韵、调”是利用音节的某一部分或整体的有规律重复来实现节奏运动的,形成特有的声韵节奏（包含平仄节奏）。汉语诗歌的“音步”类型与音节数目息息相关,现代诗歌受欧化的影响,基本音步的组合已经满足不了诗歌建行的需要,就产生了衍生音步,由此带来新的节奏感觉。现代诗歌史上有两种比较有影响的建行策略：一是利用“音数”或“拍数”来建构诗行;一是利用“半逗律”或“吟诵调”来建构典型诗行。诗节是现代诗歌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节奏范型,在常态的形体模式之外,诗节（篇）因“默行”和“跨行”的使用而为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带来了变式。     

论编钟节奏对《周颂》诗体风格的影响

《诗经》是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诗歌总集,其四言诗高度发达的文学现象与周代的雅乐制度密切相关,而乐悬编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颂》篇幅短小、不分章节、多不押韵等诗体风格的形成就受到了当时编钟制度的深刻影响。     

春秋赋《诗》的文化渊源及其机制原理

周代统治者编《诗》是对原始乐歌文化教化机制的发展应用。在西周礼乐盛世,《诗》乐章演绎了礼义。春秋时代礼仪崩坏,礼义失去所赖以附丽的礼乐仪式,但礼义已凝结为全社会所认可的道德规范,《诗》词章成为蕴涵礼义的文化元典。原始乐歌教化意蕴的铺陈展示与参与主体的体验感悟发展为对《诗》词章的赋、比、兴的应用,形成了赋《诗》活动的机制。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试论《诗经》与宝鸡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宝鸡与《诗经》具有必然关系。《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和祭祖诗有10余篇与宝鸡地区相关;与周公、召公有关的《大雅.卷阿》、《召南.甘棠》在今周原有文化遗迹留存;《诗经.秦风》里的许多篇章或诞生于宝鸡,或与秦人早期在宝鸡地区活动有关;另外,先秦时诵读《诗经》的“雅言”以周代西岐方言为主,宝鸡民俗中也保留着一些《诗经》所描写的周代礼俗文化遗迹。从以上可见,宝鸡的确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     

《诗经·木瓜》及其同类诗的礼文化视角

<诗经>是周礼社会的产物,以礼说诗有时更能把握诗的内容和主旨.历代学者对<诗经·木瓜>一类诗的解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结合周代礼俗对<木瓜>一类诗重新阐释,也许会有一个令人较满意的结果.周代贽见礼是解释<木瓜>一类诗的根据.     

论“二雅”怨刺诗的创作动机

生活在西周厉幽时代宗法制下的二雅怨刺诗作者,与王室血脉相联,其自身的荣辱祸福与王朝政治兴衰之间有着直接紧密联系,由此决定了怨刺诗抒发忧愤情感所持的立场和动机。二雅怨刺诗斥责昏乱败坏的朝政,其情焦灼,其意精诚,深具孤臣孽子之心。表达对王室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对自身利益的深刻关怀,是二雅怨刺诗最坚实的创作动机。     

“召南”的命名和风雅颂的分类原理

“召南”不是国家,而是根据召公系诗,召公指历代召公的统称,不是一个人。召公有燕国和采地召封地,又曾和周公分陕而治,“召南”由燕风和贤臣身份的作品构成。西周以来,根据礼制,大夫也可以拥有礼乐。只是孔子删诗时没有保留,所以《诗经》中没有大夫这一种类诗。“周南”和此相类。十五国风不是曾猜测的根据区域决定,而是按照礼乐性质划分的,风雅颂也是如此。召公是周代著名的诗人,留下作品在十首左右。召公是燕赵文化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之一。     

《诗经》中的数字

《诗经》对数字运用的熟练程度及其丰富程度,与今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数字融入三百篇诗句中,准确地描述了事物,抒发了情感,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诗经》中一至九的基本数在159首诗篇中出现264次;十、百、千、万、亿、秭等位数在99首诗篇中出现155次;大写数字壹、贰,两、双、骖、驷等量词,数、倍等数学词汇,在28首诗篇中出现45次。合计在《诗经》中的数字及其词汇共达464次,平均每首诗出现1.5次。乃至出现了数字化诗篇《豳风.七月》。《诗经》中数字表明:中国在三千多年前创造发明了十进位制;西周时代已有四则运算,已有汉字大写壹、贰;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数学教师。     

论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文学批评思想

周代的铜器铭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形式,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传世文献《诗经》、《国语》、《左传》、《尚书》等相比较,可以发现,周代铜器铭文与周代传世文献在文学批评的范畴和思想理论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