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权力制约观之比较

"依法治国"早已成为中国的治国方略,中国正在努力建设一个法治社会,同时,江泽民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社会主义伦理与道德建设.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应当重视司法人员道德人格的榜样示范作用

在人类法制和伦理思想史及道德文明史上,高度重视司法人员的道德人格在全社会的榜样示范作用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实行政法不分、民刑合一的体制,对行政官吏"政德"的要求其实也包含对司法官吏的"司德"要求。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司法人员的道德人格对全社会的积极影响,显得尤其必要。     

论以德治国与政府自觉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和国家治理的最重要的部门,应该以道德建设的成效影响社会。以德治国需要政府自觉,政府自觉促进道德建设。政府道德作为行政伦理文化的重要内容,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自觉成为具有时代精神以及高尚道德情操的典范。     

道德对法治国家之建立的作用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表明应重视道德的法治价值。道德与良法的创制,司法工作者道德素质的完善与法的适用,行为主体良好的伦理意识与自觉守法三个层面显现出道德在法的创制、法的适用和法的遵守之间的价值关联。     

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之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深刻表明,法治精神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战略目标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石。但由于受封建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法律运行的失调以及法治宣传的重心偏离等长期影响,在我国法治精神缺失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为了能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切实做到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就必须加快培育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此促进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及其借鉴

中国古代德治传统,一是要求统治者集团以身作则,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分发挥道德感化作用;二是重视对民众的道德教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前者忽视常人本性,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廉政勤政过于理想化,因此德治必须和法制相结合。后者洋溢的“民本”思想和利用家族伦理关系进行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借鉴,但要区分民本和民主的界限,警惕过分推崇道德,导致道德化法律的危险。法治（依法治国）包含了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两层含义。法治和德治只是在工具性价值层面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化

和谐社会核心目标与行政伦理的核心价值都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正和秩序。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角探究行政伦理制度化这一课题,对建立公正、廉洁和高效政府公共行政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阐述行政伦理制度化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伦理发展趋势与和谐社会对我国行政伦理发展的时代要求,提出和谐社会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的构想。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论依法执政的宪法含义

"依法执政"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与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发展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在奉行法治的国家,依法执政既是"依法治国"这一宪法规范的延伸与发展,也是法治国家的一种宪法惯例与宪法习惯。依法执政还是一项重要的宪政制度,它确立了一种新的宪法关系与宪政制度。     

法治：坚固的虔诚

法治是这几年被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法 ,法治表征的是一种状态 ,具有安定、和谐和秩序井然的意义 ,同时又是一种行为方式和办事原则。在法治的条件下 ,个人的权利和价值将得到终极关怀。法治以其合法规律性、合价值性而为我们向往。建设法治国家 ,一方面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 ;另一方面 ,更要形成人们对法治精神的理解和追求 ,而这两方面的齐头并进、相得益彰正是完成我国宪法规定的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不可偏废的两点。     

“德治”与“法治”传统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侧重于中国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过去曾有儒、法斗争贯穿始终之说。而学者们则更多地认为儒家道德人文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最重要、最具核心意义的精神。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儒家与法家互补、"德治"与"法治"兼重,乃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政治结构,也可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质。正在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其予以科学分析,能获得多方面有益启示。     

固本兴邦 长治久安——学习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道德经济,改革中对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经济、法律的手段,更需要道德这一特殊手段,强调“以德治国”在目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德治”和“法治”都是治国的手段,各有其职能,不可顾此失彼,二者的正确结合,才是关于国家治理的固本兴邦、长治久安之道.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依法治国”的宪法学解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也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宪法学角度看,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明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良法之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的统一.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WTO原则框架下的行政理念与政府角色

自由贸易原则要求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社会 ,非歧视原则要求树立法的权威 ,透明度原则是法治的重要保障。“自由贸易”、“透明度”、“非歧视”三原则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必须秉承“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超然政府”等行政法治理念 ,加快行政法治建设 ,转变政府职能 ,同时充分利用WTO原则、规则体系中的优惠条款维护中华民族的正当权益。政府应当扮演引导员、信息员、服务员、警卫员的角色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国际国内大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同步交织、相互影响。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法治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从法治保障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维度,从国际秩序调整和全球治理完善的角度提出的重要命题,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这是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佳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然选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一方面要运用法治方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另一方面要积极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推动国际法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试论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是指主体对于法治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为准则.法治不同于法制,也不只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法律的理想体系.实现法治的精神要件在于法治信仰.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人们信仰法治.法治信仰的内容既包括主体对法律价值的感受、体认与认同,也包括主体的权利意识、理想意识及守法精神.从而强调了法治必须被信仰,主体才能奉法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