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政策的转型——以陕甘宁边区时期为中心

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实现了从"民族自决""联邦制"向"民族区域自治"的转型,导致这次转型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次民族政策转型顺应了时代要求,满足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第二代民族政策”真的可行吗？——与胡鞍钢、胡联合两位教授商榷

民族问题是当前的热点问题,亦是棘手问题,而民族问题能否妥善处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政策.当前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民族政策的确需要适时调整,但并非如胡鞍钢教授所言,推动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为与时俱进.相反,“第二代民族政策”缺乏现实基础,不适合我国民族国情,理应弃之.     

论我国民族政策的转型

民族政策的转型是中外民族理论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民族政策的转型是由阶级条件、经济条件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国"帮助"型民族政策面临着转型的强大压力。我国民族政策转型的价值取向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争,而必须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制了民族政策转型的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我国民族政策转型的实现路径是利益协调机制的调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民族优惠政策的转型细化。     

"起飞准备":浅析15～17世纪西北欧民族经济的转型

中世纪西北欧经济曾一度被汉撒同盟、意大利商人银行家交替控制,然而在15-17世纪社会转型期间,西北欧民族国家不仅成功地摆脱意大利、汉撒同盟等外来民族的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自主化,而且在反控制的过程中,其经济由先前的内敛型逐渐走向了向外扩张的道路。15-17世纪西北欧民族经济经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这次转型为其资本主义经济的真正“起飞”——工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前进动力。     

试论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兼评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问题,学术界很少论及。本文考察了台湾地区民族关系在历史上的嬗变及其特点,评析了台湾当局民族政策的两大组成部分——所谓“蒙藏政策”和“山地政策”,并对８０年代以来岛内兴起的“原权运动”的性质、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不同于祖国大陆的典型特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是以反共和敌视大陆为出发点的本末倒置的错误政策,是台湾少数民族沦为“弱势族群”的根本原因;而“原权运动”的兴起,则标志着台湾少数民族的觉醒,同时也给岛内未来民族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变数。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从“主体民族化”到“国家民族”之构建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经历了由“主体民族化”到构建“国家民族”的调适过程。虽然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化解独立初期民族政策的缺陷及其负面作用,但要在政策层面引导国民认同或成功塑造一个公民性的民族——“哈萨克斯坦人”,仍任重道远。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样民族、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多元统一”始终是国家的重大课题和建构民族政策的核心。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的持守与转型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建设要遵循持守与转型的逻辑理路,传承“道技合一”的育人文化、“精益求精”的学徒文化、“在地致用”的服务文化和“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这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以应万变的精神根脉。面对育人价值的二元失衡、育人模式的类型模糊、一元管理的过度强化以及地方特色标识的简单塑造等现实困境,须推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文化价值由“以人为本”向“生命关怀”转型,文化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确定不同类型”转型,文化品牌由“地方标识”向“国家名片”转型,以塑造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现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国家性问题及路径选择

世界上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都包含了多个民族。民族国家的建立为民主治理提供了前提和必要条件,但由于国家内的少数民族寻求民族自决权及民族分离主义等倾向,往往会使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面临国家性问题,因此,选择合适的转型路径和转型策略至关重要。"自上而下"的转型路径,合理设计的选举方案和竞选制度,以及妥善的民族政策,将有利于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     

论民族主义与《湘报》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主权”观念基础上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归属,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其在实践中往往演化为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在民族主义话语中,作为“人民”的民众从历史“后台”向历史“舞台”前置,媒介作为国民的“养成所”,被置于民族救亡与国家建设的中心地位。在人民主权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湘报》报人提出了“报为民史”的传媒属性观、“开启民智”的媒介功能观与“志士精神”的新闻伦理观,推动了湖南新闻思想的近代转型。《湘报》所建构的新闻思想,既接受了“民权”等现代价值观念,又具有儒教的道德激情,其对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