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商誉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资本市场2011—2018年2 937家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企业成长性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两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拓展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产权性质下的差异。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并购商誉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公司的并购商誉越多,其对应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成长性对并购商誉与风险承担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区分产权性质的情形下,国有企业中并购商誉对风险承担的影响比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超额商誉、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商誉减值

以2014—2016年并购事件为样本,研究发现超额商誉与自并购时点起三年内商誉减值的总额显著正相关。当作为并购中介的会计师事务所标的资产所在行业具有行业专长时,能够对超额商誉与短期内商誉减值的关系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跨行业并购及关联并购中,审计师行业专长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丰富了商誉与并购中介相关研究,为并购方理解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及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价值提供了经验证据。     

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随着并购活动的兴起,并购中产生商誉的并购企业数量,商誉金额呈逐年上涨的趋势,并购商誉在并购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并购中产生的商誉对企业今后的盈利会生怎样的影响,是否可以促进财务绩效?又有哪些重要因素会影响并购商誉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选取2009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发生并购产生商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并购商誉与财务业绩之间的关系,并考虑企业性质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支付方式下两者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产生显著正影响。(2)国家控股情况下,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影响比非国家控股更显著。(3)现金支付方式下,并购商誉对企业财务业绩的正影响比其他方式更显著。最后,本文根据相关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市场化发展水平、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

资本市场并购活动愈发活跃及并购商誉不断攀升究竟是反映了并购企业的理性投资选择,还是由于非效率投资行为造成的经济后果?文章以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企业前期非效率投资与并购商誉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不同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差异.结果发现:并购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越高,则越会导致企业当期并购商誉的上升;地区市场化发展水平越高,则并购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会得到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上期非效率投资程度与当期并购商誉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要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并且并购企业上期投资不足是造成当期并购商誉上升的重要原因.以上研究结论为理解并购商誉形成的原因提供了重要认识和经验证据支持,有助于理解地区市场化制度环境在企业并购活动中所起的重要调节作用,为资本市场投资者理性决策提供重要启示.     

不同产权下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与绩效变动研究

商誉减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会计活动,频繁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由于并购的盲目性和过程的复杂化,并购行为中商誉减值问题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针对不同类型的产权性质反映其对商誉减值和企业绩效的影响,通过对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当企业发生商誉减值后,就将引发企业绩效的真实变动,表现在企业绩效的下滑,而非盈余管理的目的;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商誉减值对绩效下滑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地方国有控股企业比中央控股企业商誉减值对绩效的变动更加显著。继而通过扩展了并购商誉带来的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为企业并购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对政府的监管提出针对性建议。     

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

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方法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综合运转效能、行业势能和发展潜能三个维度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外部资源协同效应和内部资源协同效应是并购商誉影响企业能力的两条作用路径。管理层向上的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了并购商誉对企业能力的影响,而2018年证监会商誉会计监管行动对于企业利用商誉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产生了有效约束作用,从而提高了并购商誉与企业能力的相关性。并购商誉对于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和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为解决“商誉会计乱象”,准则完善与加强监管应当“双管齐下”,准则制定机构应根据企业特征和并购目的制定差异化的披露规则。同时,会计监管机构应强化对商誉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此外,企业在并购活动中也应关注企业能力,可将能力作为业绩承诺的补充。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信贷错配、非金融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分析杠杆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探讨信贷错配在其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分部门来看,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负效应更加显著;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负效应更加显著。信贷错配使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民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强于东部地区。因此,非金融企业进行结构性去杠杆的首要任务是改变信贷错配的制度基础,进而可以达到提高非金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     

经济增长目标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手工检索2005—2016年我国265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且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相比,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抑制作用更强;在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越强.分阶段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出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经济增长目标会通过增加扩张性投资、减少政府科教支出,进而抑制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创业活动会弱化经济增长目标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在创业活跃度越高的城市,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越弱.研究结论表明,虽然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长目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     

气候变化冲击下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微观企业生产理论框架,利用县级地理单元的气候数据以及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研究气候变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秦岭-淮河以北及中、东部经济地区尤甚;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削弱了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导致企业的融资约束强化、研发投入减少,最终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企业所在区县较强的金融服务能力能够显著缓解气候风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冲击。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In “Fatherhood, Cohabitation, and Marriage,” Wade F. Horn,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t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summarizes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s to child well-being. He explains that “fatherlessness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poor developmental outcomes for children.” This connection has led some observers to view cohabitation as a substitute or at least an alternative to marriage. Horn argues, however, that marriage is the best option for children and that cohabitation is a weak family structure compared with marriage. Children in households with married parents do better on almost every measure of child well-being,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come.     

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

笔者继续近几年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试图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在作者看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应当对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时刻的语境大串联——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这里刊出的是两位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的一篇对话,主题自然是文化研究。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早年学习历史与哲学,后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做研究,师从文化研究领军人斯图尔特.霍尔。他撰写和主编的大量论著在文化研究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许多成为经典性论著。他主编的《文化研究》杂志,创刊于1987年。20年来,该杂志发表了近千篇学术论文,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刘康现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传媒中心主任、教授,南京大学兼职教授。照对话者的看法,文化研究的要旨在于如何“讲好故事”,路径之一乃是“串联”(articulation,又译作“接合”)。“串联”概念源出于斯图尔特.霍尔,旨在将不同事物联系起来构成新东西。对话者首先提出了跨学科的“串联”,以问题为中心,将不同学科的视角、方法、观念和理论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各种新的观念。以问题为核心,就是强调回到问题本身是研究之宗旨所在。这就触及到所谓的“激进的语境主义”,也就是将特定问题带回到它们出现的那个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提倡从问题出发、反对理论先行,这就击中了当前一些文化研究普遍存在的弊端。“关键时刻”概念特指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时刻,是语境的另一种描述,中国和西方目前都处在这一时刻。劳动的贬值,共同价值的衰落,文化的经济化,消费社会的崛起,传媒的影响等,都作为关键时刻的问题凸现出来,向文化研究提出了挑战。理论如何与大众“串联”,是对话又一重要主题,将文化研究变成公共知识,而非学院派的密语,看来是今后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在这方面右派比左派做得更好,也更有效,倒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于是,文化研究议程的创新,特别是在中国,如何从理论消费转向理论生产,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勤勉、严谨、务实、创新——大学生学风培养的目标与途径

学风建设是高等学校的基础性工作.勤勉、严谨、务实、创新是大学生学风培养的总体目标.高校可结合学生的年级特点和任务培养勤勉的学风,通过规范的日常管理培养严谨的学风,通过广泛的社会实践培养务实的学风,结合重大比赛培养创新的学风.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京津冀地区的旅游联动发展:模式、对象与路径

京津冀地区旅游合作发展始终是旅游区域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依据聚集经济的观点,旅游资源聚集和市场聚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资源和市场聚集的特殊聚集方式.对比京津冀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的聚集差异特征,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应该以本地区的旅游资源与市场聚集的特征来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发展模式应该基于本地区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的聚集特点分为两个层级的市场,由于两个层级市场的消费主体不同而实现区域之间的利益分享目标.同时,新的发展模式应该更加关注的市场消费主导对象是散客旅游者,而不是团队旅游者,这是世界旅游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以此模式实现京津冀地区旅游联动发展应有相关政策的支持.     

信息社会:概念,原理,途径

什么是信息社会?为什么信息社会是必然的趋势?各国应该怎样来实现全球信息社会?本文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原理相结合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