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派诗人集群研究述评

浙派诗人集群是清代中期具有独特创作个性、人格去向和诗史意义的诗人群体,在清代文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其研究状况却与其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相匹配.文章以1911年为界,对浙派诗人集群的研究状况加以梳理和讨论,以期引起学界对于这一诗人群体的研究加以重视.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浙派诗歌理论及其渊源考辨

清代前中期以厉鹗为代表的浙派以重“学”与重“清”为核心建构起了自己流派的诗歌理论,但其诗歌理论并非渊源于学界所常提及的“淅派文艺源头”——黄宗羲与查慎行．而是源于常因“反宋”而被摈之浙派诗歌发展流程之外的朱彝尊。     

试论清代浙西词派的重新分期

在晚清词坛，仍有众多词家遵循浙派词风，浙派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浙派对词坛的影响依然很大。通过考察清代词风的嬗变，应以嘉庆七年为界，将浙西词派分为前后两期。在浙派前期的发展中，康熙十七年和雍正三年是重要的节点，前者标志浙派的形成，后者标志浙派鼎盛期的到来。而在浙派后期的发展过程中，道光十一年与光绪九年均是浙派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前者标志浙派与常派在词学理论上并峙局面的形成，后者标志了浙派在创作上亦进入了衰落期。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僧别集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收录了37种诗僧别集和四部僧诗总集,并对这些诗僧的品性、创作得失作了扼要评价。这些批评虽存在若干偏颇,但基本上能做到持平公允,考辨精微,代表了古人对诗僧创作的总体认识和估价。     

厉鹗与浙派

厉鹗与浙派刘世南浙派是清中期一个颇著盛名的诗派，其创始人厉鹗也是一位影响很大的诗人。本文拟就此一诗派的产生原因、厉鹗诗论和诗作的特色，以及当时和后世人们对浙派和厉鹗的不同评论，加以论析，提出我的一些看法。一、浙派的产生清代乾隆时期，以厉鹦为代表的浙派...     

浙派美学思想在浙江女性词中的表现

以朱彝尊、厉鹗为代表的浙西词派是清代成就最著的词派之一,其清空醇雅的论词主张对清代浙江女性词的创作有着或显或隐的影响。浙江女性词中呈现的清雅空灵之境、幽寂清寒的风调以及多用景语婉转传情的方式等,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浙派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实践,也透露出女性文学创作始终与男性主流文坛暗相关联的信息。     

“洛如吟社”辨正——兼论“续洛如吟社”与“洛如嗣音集”

“洛如吟社”作为清代浙江平湖最大的诗社,扬风扢雅,诗酒风流,其文学与文化影响很大,朱彝尊当时就曾亲为编定《洛如诗钞》六卷.影响所及,当地将“洛如吟社”视为文学与文化之风标,接连有续社之举,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有“续洛如吟社”、“洛如嗣音集”等.这些续社因首倡者、主持人、参与者、规模、持续时间等与“洛如吟社”均不相同,举社时间与之亦存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前后时间差,所以应被视为各自独立的不同诗社.《中国文学大辞典》所录词条“洛如吟社”不仅在举社时间上存在认识错误,而且将“洛如吟社”、“续洛如吟社”、“洛如嗣音集”三个诗社的成员混为一谈,极易误导读者,有必要略作辩正.     

“印宗秦汉”创作观与明清文人篆刻

明末清初,由于大量集古印谱印行于世,肇始于元代的“印宗秦汉”印章创作观,被文人篆刻家全面接受。这造就了这一时期文人篆刻对秦汉传统的全面复归,但此时的篆刻创作还存在着对古代印章原型的简单认识和模仿的弊端。清中叶浙派的崛起,标志着文人篆刻实现了从对秦汉印的形式摹拟到精神实质把握的跨越。历史地看,明清文人篆刻创作不断深入,丰富和发展着“印宗秦汉”创作观,并为清代中晚期“印从书出”和“印外求印”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明代文学社群类型及其文坛嬗变

明代活跃于文坛的文学社群主要为诗社和文社.明万历以前主要为诗社,明万历以后主要为文社,天启四年应社的成立则标志着文坛诗社的衰落与文社的兴起.明代初年的文人结社比较冷清,较为著名的社群仅有高启的北郭十友诗社、孙（黄）广东南园前五子诗社、林鸿闽中十子社等,社群文人多追求“汉魏盛唐”的“道劲”文风,以改变元末纤弱文风.自明天顺以后,社会变得稳定,经济开始繁荣,到嘉、隆之际,社会发展至鼎盛.这一阶段的诗社没有了明初的隐逸色彩,怡情养性的怡老色彩增加,社内诗歌创作活动成为致仕官员和其他高年文人士大夫悠游林下以终老的消遣方式,怡老性诗社变得十分盛行.从明代中叶的嘉靖年间起,至明万历初年,怡老性诗社仍然盛行文坛,纯粹之诗社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开始崛起文坛,并参与文坛论争,其门户观念增强.纯粹之诗社以明万历二十年为界大致分为前后两期.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等复古派人物在明万历二十年前后相继去世,代表新思潮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于是年中进士.明万历二十年成为“复古”旧思潮衰落与“创新”新思潮兴起的分水岭.以万历二十年为界,前期以后七子诗社余波为主,后期主要以公安派结社为主.受李贽狂禅思想影响,以怡老为目的的诗社不再活跃文坛,代之而起的是具有狂浪色彩的豪饮“酒社”和避世色彩的宗教“禅社”.他们多立帜标新,宛然以一个“改革家”的姿态强调文学的独创精神,甚而把复古派诗社成员也拉入“革新派”社群中进行“思想改造”,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接纳一切可以接纳之成员.在公安派诸子广结诗社盛行文坛之时,文社却作为明万历间不受重视的另类社群悄然兴起,但与诗社相比,文社仍然处于发展过程.明天启四年文坛发生巨大变化,先是竟陵派领袖钟惺被劾归乡,其次是应社?     

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宾语的对比

对比英语、汉语、朝鲜语、日语四种语言的宾语,人们会发现它们存在很多异同。而这些异同点会为外语教学、翻译及第二语言习得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格网 秩序 流派

揭示了格网的表现语言和操作图式 ,并结合实例分析了格网设计法在不同流派中的特殊表现。格网设计法以其科学化、秩序性以及丰富的创作空间超脱于众多的流派而经久不衰 ,对中国建筑创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论《秋颂》

《秋颂》作为颂诗,表现了与传统颁诗完全不同的特点,它既不是委身于崇高而对崇高所发出的赞叹,也不是委身于神而对神的心灵顿悟,这是一种另类的崇高。一般来说,济慈的颂诗都存在着明显的顿悟时刻,既瞬间的幻觉伴随着瞬间的清醒。但《秋颂》是一个例外,它没有这样的转折。它是一场醒着的梦,是猜想的推演,是成功的移情,而不是一首纯粹的自然诗,一首现世的颂歌。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如何理解、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新概念的含义和表述的界定及其具体的分类认定,是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与实践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尽可能从三个阶段的历史文献中查找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的所有依据,从而确认这个概念的产生、由来与发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的语词表述上解析其概念界定的语义学、相关术语比对及其与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再次,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申报工作实践中,就分类认定的过程,澄清一系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把握不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一步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界定。     

从日本神国思想看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之本质

天皇制经历了古代天皇制、幕府傀儡天皇制、近代天皇制、战后象征天皇制四个发展阶段,四阶段虽外形各异本质灵魂却一致,均以“万世一系”之“神皇一统”的“惟神之道”的“神国”思想为共同本质精髓,天皇制之根本亦在于天皇的宗教“神性”与“神威”。这就决定各时期的天皇制及其神国思想均无不饱含着“天祖皇祖肇国”的“神武”尚武的军国主义精神与必然要素,因而不仅在近代,自古伊始,国家神道式的神国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天皇制亦早就是军国主义的源泉与温床。     

英语成语典故的文化特点及翻译

本文分析了英语成语中所体现的英汉文化差异 ,提出在英语成语翻译中首先要保证原文隐含意义的准确转达 ,在没有文化冲突的情况下兼顾形象意义和字面意义 ,并要根据具体的语境正确译出原文的褒贬意义。由此出发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     

德国近代泛神论繁荣的精神缘由——以埃克哈特与斯宾诺莎为中心

近代德国一直流传着泛神论思潮,以至泛神论成为近代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精神生活的层面说,德国成为近代泛神论繁荣的沃土,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德国人浓重的理性与灵性情结。德国人是从事哲学理论的民族,也是注重灵性即内心生活并对此有着强烈执著与追求的民族。二是德国近代哲学的产生与源自埃克哈特的神秘论—泛神论及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     

《尼各马可伦理学》与《道德原则研究》伦理思想的几点比较

《尼各马可伦理学》和《道德原则研究》是关于伦理学的两个经验性读本。但是,与休谟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哲学有着浓厚的形而上学特质,这使得两人讨论伦理学问题的方法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之处,从而最终导致两人在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着诸多可比较之处。本文在分析这两本著作的基本方法的异同之处的基础上,试图对两人关于以下两个问题的看法作些比较性的分析：一、关于理性在道德中的作用和道德评价的最终依据;二、对一般“法”与具体案例的冲突的解决方法。     

模糊学在高校教育管理中的应用——从模糊化思维谈起

本文通过对模糊化思维,尤其是主动的模糊性认识的分析,提出了高校教育管理中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新思维.并利用模糊数学的方法,给出了具有良好收效的模糊化绩效评估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