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思想中的传统文化血脉——以鲁迅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为中心

在中国历史近现代转型的巨大变革时期,鲁迅选择的是"取今复古"的文化方案。他认识到文化的自我批判更新是传统文化获得新生和复兴民族文化的前提,因此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固有血脉的延续。他所采取的这一文化方案因其有效性、独特性,为后继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自己文化历史使命呈现出历久弥新的意义。     

论知识分子的“科学技术开拓者”作用

努力成为“科学技术开拓者”,这是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知识分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代都对科技进步发挥过重大作用。他们在未来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中,将更自觉更努力地承担起“科学技术开拓者”的重任。     

当代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公共性的丧失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转型 ,当代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代知识分子也对自身的边缘身份进行了确认 ,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因此而逐渐丧失。作为“知识人” ,知识分子当下的使命便是反思自身的历史使命和重建自身的“公共性”。     

试谈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是以“士大夫”状态存在的 ,一身二任 :既为政治负责 ,又为文化考虑。随着近代社会的专业化 ,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任务之一即是与政治分离 ,回归文化本位。本文主要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对这一过程的影响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过程     

从坚守启蒙到倡导新国学——王富仁近年来的学术走向

从坚守启蒙到倡导"新国学",王富仁先生的学术追求形成了他特有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他对十余年来中国文化发展与学术思想发展种种问题的新的思考,是他对各种挑战的回应,而不变的则是他对"五四"启蒙文化传统对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体认和发扬.     

从“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发生看其历史合理性

本文探寻了1930年代发生的“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主客观因素,认为“左翼电影文化运动”首先是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当头的必然事件;其次是中国共产党谋求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需要;再次是左翼知识分子实现社会革命理想的艺术实践.因此,本文认为尽管“左翼电影文化运动”有一些过激偏向,但即使是“去意识形态化”批评也无法否认“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历史合理性.这对于政治与艺术关系的认识,对中国电影文化现状的思考都是有重要参考意义的.     

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人名是个人的代表物,是一个很有意蕴的文化符号。它或隐或显地透露出人名所有者的文化心理内涵,因此,可以作为审视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窗口。这里,我们试图窥视近代知识分子人名的文化内涵,揭示出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知识分子是一个拥有智慧的社会优异阶层,其界说似未获得学术上的共识。本文中使用的“知识分子”,兼具传统“儒者”、“士绅”、“留学生”和“自由职业人士”(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的多种特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和文化载体的双重角色,以自己的文化反思,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建构工程,从而实现了人生价值,但其心路历程却是艰难复杂的。     

悲哀的蜕变——由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说开

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自问世以来,以其反映市场经济情境下知识分子被迫蜕变时艰难的心理挣扎而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知识分子蜕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蜕变首先在于其权力、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下降,这也是近百年来的事,源于自“五四”中国社会第一次历史转型以来的反传统思潮、社会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几千年文明中,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士”的地位远高于普通民众,这从“天地君亲师”、“士农工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可体现出来。“五四”以来的启蒙先锋吸收了西方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伴生物反智主义思潮,而正是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地、不自觉地失去“士”的高高在上的地位。知识分子蜕变的第二个社会根源,应当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挖掘。第三个原因应该是价值观念的转换,或者说是西方话语霸权对儒家话语霸权的入侵、置换。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的精英和理性思考者。一个社会失去了精英,文化由谁书写?精神由谁传递?理性何在?世俗是一种非理性的理性,是短浅的。如果仅仅追求世俗化的理性,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底蕴,最终整个民族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文化意义的发展。就连阎真都不自觉地意识到:“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实际上是在一种更高的真实中迷失了,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大的输家。”     

士大夫与知识分子

士大夫是中华文明的国粹,其知识结构是熔文史哲经于一炉的人文知识,主要历史使命是通过道统与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完善来维护社会安定,社会功能颇似方向盘;知识分子则是西方文明的精英,其知识结构是分门别类的自然知识和实用知识,主要历史使命是通过知识的传承、积累与创新来推动社会发展,社会功能就像发动机。士大夫与知识分子两者具有质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儒学五四危机新探——累积合法性危机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政治的、经济的合理性出现了危机，五四知识分子反思这一历史过程，最后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笔者认为：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而这种情绪化反应是累计合法性危机的必然后果：中国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及其合理性的危机引起其同构的传统文化的正当性危机。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大学生人文素质

面对多元化价值体系及西方主流文化入侵的挑战,如何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要求,以开放的心态加以弘扬与创新,是摆在中国高等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一代代知识分子去努力。作者结合“五四”文化精英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就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素质进行探讨和分析。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理性审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对于建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百年来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既是一种注重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的知识建构,也是一种凝聚文化教育合力的协同发展。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向,探索教材基于新时代语境的现代化诠释、基于全球化语境的本土化编写的发展向度,塑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形象,开发数字教材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融入教材。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也应强化规范意识,积极规避“人文关怀式微”的价值危机、“学科视野窄化”的认识误区、“教材泛德育化”的理念偏差以及“教育逻辑缺失”的路向偏移等失范问题,增强责任之心,勇于担当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固本与创新中肩负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理性审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对于建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百年来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既是一种注重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的知识建构,也是一种凝聚文化教育合力的协同发展。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向,探索教材基于新时代语境的现代化诠释、基于全球化语境的本土化编写的发展向度,塑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形象,开发数字教材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融入教材。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也应强化规范意识,积极规避“人文关怀式微”的价值危机、“学科视野窄化”的认识误区、“教材泛德育化”的理念偏差以及“教育逻辑缺失”的路向偏移等失范问题,增强责任之心,勇于担当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固本与创新中肩负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     

“自觉”的分殊及其文明史向度——欧战背景下东西文化论争的启蒙张力

在欧战启动的“新战国时代”,中国被进一步卷入到世界危机与国家危机迭加的境遇,针对这一复合性危机前提,陈独秀、李大钊、杜亚泉和梁启超等人都通过“自觉”的阐发来进行回应,其中包含着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等不同向度的价值驱动,承具丰富的启蒙张力。欧战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论争具有文化自觉与文明自觉的双重特征,他们对战争与文明史观的批判成为超克帝国观念的契机,体现了经由主体反思通达人类世界普遍关怀的历史性突破。     

知识分子与和谐社会建设

目前,我国处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在分化和整合之中,有着“价值中立”特质的知识分子,在统筹协调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作为知识、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为社会大众的心理健康提供指导等方面也都有重大作用.因此,需要社会完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也要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近代中国对人权观念的认知与解读

马振超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对于西方来讲,人权不仅仅是少数思想家的呼吁和呐喊,也是一般公众的基本信仰和价值理想。人权观念与其整个思想传统,尤其是宗教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不只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而且具有价值合理性。但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人权观念的接纳和介绍是一种“工具理性行为”,人权观念是为达成一种合理目的———救国图存和富强———的工具和手段加以使用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已孕育着危机,但并未做好转入近代社会的准备。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     

高校生命道德教育的新理念

通过文献查阅、资料查找、经验总结等方式,对当代高校生命道德教育的背景与现状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社会道德标准受到多方挑战,社会道德危机频现;再加上当代“90后”大学生“唯吾独尊”的态度与办事风格,这都要求高校生命道德教育要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才能与时俱进,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指出高校生命道德教育应在人文理念、教育方法、心理干预、平台建设、资源整合五个方面更新教育教学理念,以全面提高高校生命道德教育水平.     

论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 :1 坚持并发展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 ,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新的定位 ;2 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新阐述 ;3 明确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4 用“四个统一”为当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5 在知识分子政策上求真务实 ,不断创新、不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