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戏曲融合勾栏伎艺检视

宋元时期瓦舍勾栏的百戏伎艺演出名目繁多 ,可概括为歌舞伎艺、表演伎艺和说唱伎艺三大类别。宋元戏曲作为一门高度综合艺术 ,主要是在瓦舍勾栏融合多种伎艺发展起来的。检视宋元戏曲所融合的几种主要勾栏伎艺 ,可以反观瓦舍文化所带来宋元戏曲的繁荣、变化和成熟     

论南宋戏曲世俗化形成以及传播途径

南宋在中国戏曲传播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代,遍布各大都市的瓦舍勾栏,为戏曲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合适场所。一批生活于市井,同时又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会才人”成了戏曲传播的第一创作者。文中主要从南宋的戏曲世俗化的形成以及传播途径进行探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南宋戏曲世俗化的发展进程,也有利于对中国音乐发展史的研究。     

勾栏歌妓与元曲的繁荣

宋元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出现了瓦舍勾栏。作为商业性质的演出场所,勾栏中汇集了多种积极因素,促成了勾栏伎艺的繁盛。戏曲作为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是在瓦舍勾栏中融合多种伎艺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勾栏伎艺的主体。当时的戏曲演员大多是歌妓出身的女性,她们的悲苦命运,成为元曲创作的重要素材;她们的高超技艺,征服了观众,为元曲艺术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代社会民族喜剧初探

十三世纪,在一统的元代社会,我国的民族戏曲正式形成。当它从宫廷走向民间、从乡村走入都市,在日趋繁盛的勾栏瓦舍中占据百戏之首的地位后,即不同凡响地迅猛发展起来,涌现出鼎足文学史的不少优秀剧目;无论在戏曲内容、创作方法、形式或表现风格上都具备了我国民族戏曲的独有特色。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说道:“世     

还原勾栏 走向案头——“三言”叙事艺术新探

“三言”兼收艺人话本和文人话本，冯梦龙整理旧本主要是还原说话艺人在瓦舍勾栏所讲的生动曲折的故事，恢复话本的入话，运用白话叙事，使之具有案头欣赏价值。冯梦龙等丈人创作的话本，情节曲折复杂，内容丰富多彩，采用双线乃至多线发展的结构方式，描写更加细腻，完成了从勾栏到案头的转变。     

明代文人参与创作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影响

由元入明,随着剧作家的主体逐渐由元代的下层文人和勾栏瓦舍的艺人群体,向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文人的转变,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戏剧语言雅丽化;伦理说教色彩变浓;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得到发展;戏剧取材时事化;讽刺剧进一步发展;杂剧衰微,传奇兴盛。     

戏曲危机成因反思

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长、繁衍,和中国人的生活紧密地结合着。曾几何时,宋元的勾栏瓦肆,酒楼茶坊,到处可见轻歌曼舞,粉墨登场。一曲《桃花扇》顿令洛阳纸贵,演出岁无虚日;一出《长生殿》使缠头为之增价。     

宋代宫廷贵族音乐的衰落与市民通俗音乐的繁荣

宋代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一个转型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城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市民阶层及其音乐文化,逐渐替代宫廷贵族音乐而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音乐文化——市民通俗音乐文化。这种音乐文化注重写实主义,具有热情奔放和浅显直白的特点。戏曲音乐无疑是众多市民通俗音乐体裁中的杰出代表,综合运用诗、歌、舞等综合舞台形式,将市民阶层的寻常故事搬上舞台,赢得了市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在瓦舍勾栏、酒肆茶楼、寺庙道观或街头巷尾等公共场所的演出活动中,不断吸收各类文化形态和艺术体裁的精髓,完成了由滑稽小戏向成熟戏剧的过渡,宣告了剧曲音乐时代的到来。     

瓦舍勾栏的创设与宋杂剧的蜕变

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发展于六朝隋唐的古代戏剧,是在北宋商业文化背景下完成历史性的蜕变并趋向成熟的,其中宋都汴京坊市合一格局的形成及由此推进的瓦舍勾栏的创设和商业文化的高涨,是宋前古剧向“真正之戏剧”迅速跨越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前提。     

宋杂剧的搬演及其艺术生态论略

在宋代,一般来说,雅乐才能"荐之郊庙,施于朝廷"。杂剧的搬演,往往见于春秋圣节三大宴,目的是借杂剧演出以活跃场上气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演格局,还保留在迎神赛社的民俗活动中。戏曲的成熟与催生,有着多种复杂因素,民俗活动中的各种仪式及歌舞表演,也为各种伎艺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当然,宋杂剧演出的真正市场,不是内廷,而是市井坊巷、勾栏瓦舍。文化市场的百伎竞盛,才是其生存的大环境。正是由于宋杂剧的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才在艰难处境中争得"正色"的地位,顺利实现了中国戏曲发展机体上榫、卯的对接,成了向元杂剧过渡的重要环节。     

语言变革：晚清戏曲改良运动的先导

晚清戏曲改良是晚清社会、文化环境和中国传统戏曲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时代的进步需要产生一种更能表现时代思潮的新的戏剧形式,但因为外来戏剧此时还没有真正在中国产生直接的冲击,因此,这场应时而生的戏曲改良运动只能在旧瓶里造新酒,提升戏曲的意义,扩大戏曲的题材,放宽曲律的限制,而其中尤以戏曲语言的变革最能代表这一改良运动的实绩和局限,最能说明中国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过渡的复杂性、矛盾性。     

高行健与中国传统戏曲

高行健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表导演艺术观念均深受中国传统戏曲影响。高行健对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存与变的独特思考和话剧学习戏曲的大胆试验,彰显出对传统戏曲的宏大复归理想和革新精神,并体现在其全能的戏剧追求中。中国传统戏曲给予高行健戏剧以丰富滋养,自身也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出鲜活的艺术魅力。     

早期话剧与传统戏曲

早期话剧是在西方话剧影响下的产物,但从戏剧审美观、编剧方法、演出形式诸方面来看,却与传统戏曲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当时急剧动荡的社会现实、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早期话剧的草创者虽然没有意识到话剧创作、演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但却以他们最早的话剧活动提出了这一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领域的重大课题.     

晚清戏曲改良与早期话剧舞台艺术的民族化

传统戏曲难以在晚清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适应观众和时代的需求,难以发挥革命宣传、鼓动以及启蒙民智的社会作用,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人士积极推进晚清"戏曲改良",艰难的戏曲改良又迫使改良者将目光投向西方的话剧艺术,去接受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潮。新剧作为舶来的戏剧艺术与中国的民族审美存在隔膜,要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扎根、延续,必须与民族传统、戏曲传统相"融合",吸收、借鉴戏曲改良中的优秀成果从而使得话剧舞台艺术在舞台表演、舞美、剧场等方面得到丰富和发展,推进了话剧的民族化进程。     

论十七年的戏剧文学创作

十七年戏剧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共生互补,话剧的突出特点是日益政治化和正剧化,戏曲则基本上是“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和悲剧、喜剧与正剧同步发展。如果说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由话剧的诞生与发展来代表的,那么,在十七年,戏曲的“推陈出新”及其文学成就对于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意义则在话剧之上。     

吴瞿安先生和20世纪的中国戏剧研究

在加世纪中国戏剧研究中,吴瞿安先生无疑是最值得瞩目的学术大家之一。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吴瞿安先生对于20世纪中国戏剧研究的独特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终生专注于戏曲本体研究,对后来有示范导路之功;秉承传统的学术立场和思维方式,在今日启人思维;以栽培后进为己任,为20世纪中国戏剧的研究培养了大批曲学的布道者和接班人。     

田汉早期剧作的古典戏曲因素

田汉早期剧作深染西方近代新浪漫主义感伤唯美格调,但中国古典戏曲及其理论对田汉的影响更为内在。田汉与传统戏曲及艺人有深厚渊源,其早期剧作深得剧作中国传统戏曲之古典美,用意象营造意境、以淡化情节连缀剧作审美主体的心灵写意性,形成田汉早期剧作浓重的"诗情化"创作特征。     

李渔对戏剧结构的系统诊断

中医学的整体观方法论和形象整体思维模式,赋予故障诊断学深厚的文化根底和哲学内涵。李渔运用中医学的系统观念和辩证方法研究戏剧,在复杂的戏剧系统中对戏剧结构作出科学的诊断,使他的戏剧结构美学明显地体现出故障诊断学的系统诊断、专家系统领域知识理论、框架式知识结构表示法等现代科学方法与理论色彩,既表明了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又揭示了李渔之所以能走出研究误区的深层次原因。     

论当代戏曲写意性风格的舞台表达——以温州“南戏新编工程”为例

戏曲在长时期的艺术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写意性表演风格，一直是其最为重要的舞台形态，也是当下戏曲排演时不断探索的主题。温州“南戏新编工程”的六部剧作通过舞台意象的选取、舞台行动的展现、表演节奏的控制等方面成功地在当代的剧场舞台上诠释了戏曲表演的写意性。     

中国女性剧作主体性与悲剧审美的生成

重新探讨中国女性剧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对建构完整的戏剧发展史观、扩展中国戏剧的研究空间意义重大.回顾女性剧作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困扰女性写作主体性艰难形成的压抑性因素,而这恰恰铸就了女性剧作独特的悲剧审美意识.这种悲剧审美体现了对女性弱势处境的体察、对文化传统强烈而压抑的情绪记忆,以及与时代环境碰撞时非她莫属的悲剧色彩.